1993年，大邱莊“土皇帝”禹作敏被逮捕，獄中稱：我只負領導責任

1993年4月13日傍晚，天津市公安局大門緩緩合攏，兩輛從靜海縣駛來的警車里押下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寒風刮過，他看見閃光燈一片雪白，低聲嘟囔：“怎么動靜這么大？”這名男子便是曾被譽為“全國十大優秀農民企業家”的禹作敏。就在幾個小時前，他還是大邱莊人人敬畏的“禹書記”，如今卻要戴著手銬走進審訊室。

若把時間撥回1980年代，大邱莊是一片公認的奇跡。鋼材、型材、螺紋鋼，幾乎席卷了華北市場；村口那塊“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巨幅標語，一度被外地參觀團視作改革樣板。然而，經濟熱浪的背后，權力與宗族交織出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禹作敏口頭上講“共同富裕”，實則用封閉的族群管理牢牢控制著每一戶、每一人。

1990年4月10日，派出所里傳出皮帶抽擊聲。年輕的劉金會被綁在椅子上，身旁站著禹氏族人。原因不過是一句被捕風捉影的“輕薄婦女”。翌日，他的父親劉玉田被拖到街口暴打羞辱，半小時后倒地斃命。闖下禍事的禹作相等人轉身去找“禹書記”。他皺眉思索片刻，只吐出一句：“挑個人頂包。”隨后，大字報貼滿街頭：“劉玉田死有余辜。”數千人被組織上街示威，聲浪蓋過了死者家屬的哭喊。

地方公安很快介入。1991年5月，禹作相無期徒刑，其余幫兇分別獲刑。但禹作敏并未就此收手，他號召村民給上級寫信，攻擊偵辦機關“打擊改革”。這一次，運用“熟人社會”優勢的他嘗到一點甜頭，也埋下更大的禍根。

1992年冬，華大集團總經理猝死，禹作敏把注意力對準內部清洗。短短數周，十余名“問題職工”被套上麻袋拖進小黑屋，最慘的業務員危福合在七小時刑訊中喪命。事情鬧大后，禹作敏仍打算復制“頂包”老套路，“找幾個可靠的扛事兒，省得都進去。”一句輕描淡寫，決定了幾個人的命運。

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派人重返大邱莊取證。禹作敏索性扣下六名干警，宣稱“維護集體利益”。市里火速下令放人，他只得松口。可轉天又煽動群眾設路障、造輿論，逼得400名警力在村外待命。就這樣，頂著“辭職”與“請愿”的雙重煙幕，他試圖用“鄉土堡壘”拖垮法律機器。

拖延沒有改變結局。1993年2月，四名涉嫌致死案犯被通緝。禹作敏下令封村，卻依舊擋不住偵查網絡。4月15日，市委工作組進村。當天清晨，他還在召開大會聲討“外來干涉”。傍晚，拘留證雪片似的落到他面前。扣押決定宣讀完，他踉蹌著在文書上簽名，寫錯了年份，“1990”硬生生被警官改成“1993”。他愣了數秒，忽然苦笑：“完了，沒想到這么快就完了！”

隨后的五個月里，檢方列出窩藏、妨害公務、行賄、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多項罪名。8月27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數罪并罰，禹作敏獲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土皇帝”轉身成為獄中囚徒。

獄警回憶，禹作敏入監頭幾天仍把自己當“領導”，指點工友的活計，習慣性地發號施令。三周后，他主動找管教員：“我又沒親手打人，憑什么說我有罪？我只負領導責任。”管教員平靜回答：“正因你是領導，才必須擔責。法律不是鍍金的門匾，進去的人人人平等。”這番話讓他沉默良久。

服刑期間，禹作敏開始記日記，字跡凌亂卻可見自我剖析。他寫到，大邱莊的成功“一半靠改革，一半靠高壓”，而高壓終于反噬了自己。1993年被羈押前，大邱莊企業年產值已逾十億；可在他判刑后，集團資金鏈迅速崩潰，投資方抽身，員工流失，昔日喧囂的軋鋼廠機聲日漸稀落。部分老村民感慨：“錢是賺了，可一夜回到解放前。”

關于禹作敏如何走到這一步，當年辦案干部給出過簡單評價：把集體經濟當成私家領地，一念之差，天地懸隔。放到更大的時代坐標里，這起案件也讓外界重新審視村辦企業的邊界——效率與法治若不能同時并進，任何“樣板”都可能失控。值得一提的是，禹作敏曾多次被請進北京作報告，臺下掌聲雷動；而在鐵窗之內，他最大的安慰，卻成了早起點名后的那一縷陽光。

2003年底，禹作敏因表現較好獲減刑四年；2006年7月，他走出監獄大門時，已是六十出頭的老人。大邱莊的鋼鐵帝國早已分崩離析，新的管理層摘掉了“土皇帝”時代的痕跡，廠房上方那行大標語也悄然更換。圍觀的村民指指點點，他默默低頭，匆匆鉆進接他的面包車。據說車開出不遠，他輕聲自語：“這回，真得自己養活自己了。”

仰仗個人威權而非制度運行，一旦出現糾錯機制缺位，再強的勢力也會頃刻瓦解。大邱莊的起落，映照的正是這一樸素道理。那些年滾燙的煉鋼爐火，最終燒灼的不止鋼坯，還有一位村黨支書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