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彈試爆前，開國將軍叮囑：一定取走毛主席像，否則就是大錯誤

1964年10月16日15時，羅布泊指揮大廳燈光昏黃，墻上的毛主席像被士兵小心包起送進防爆壕，倒計時數字依次跳落，空氣像繃緊的弦。將軍臨行前一句囑托“千萬別把像留在塔上”聲聲在耳，這不是形式，而是信仰與紀律的底線。

六年前的春天，他還在北京總參謀部挑燈讀檔。突如其來的調令把他推到國家命運的全新戰場——組建中國第一座核試驗場。陳賡以一聲“國家要有自己的底牌，你去”把他送上了西行航班。從槍林彈雨的戰場到核物理試驗場，跨度之大，連老部下都替他捏汗。

飛機降落莫斯科時，蘇方專家拿出一張標著“敦煌”的泛黃地圖，言之鑿鑿地說：“這里最合適。”將軍皺眉未語。戰場經驗告訴他，目標既要打得響，也要留有余地；兩萬噸當量，終歸撐不起未來。等真正踩上敦煌黃沙，他直接把方案推翻。

十二頁反對意見擲地有聲：千佛洞近在咫尺、地下水脈通向陜甘、地圖河道早已干涸，更重要的是難以支持大當量地下實驗。“兩萬噸壓不住六萬萬同胞的脊梁！”會議室里無人再辯駁。國防科委最終拍板：棄敦煌，另覓新址。

羅布泊三個字自此駛入決策層的視線。1958年12月，四輛吉普、四輛物資車外加十日口糧，從玉門關一頭扎進茫茫戈壁。車輪陷進鹽殼，風沙像疾刀割面，夜里零下二十度，白晝地表卻能烤熟雞蛋。黃羊大溝，荒涼得只剩風聲，卻被將軍一鍬插入沙中：“就在這兒。”

1959年5月，大部隊進場。五萬官兵、科研人員和上萬名秘密招募的河南、山東農技工人，改番號、封通信，戈壁成了他們新的籍貫。修路、筑壩、挖井、種菜，用廢油桶熬醬油，用土坯壘房子。膠鞋曬化，手掌磨破，也沒人打退堂鼓。

高溫、缺水、夜盲癥輪番襲來，連米飯里都是沙礫。有人疑慮項目能否繼續，正在搖擺時，傳來周總理在烏魯木齊的一席話：“中央在新疆有個原子武器靶場，條件極苦，任務極重，希望全力支持。”一聲“我替他們干杯”勝過千言，將帥與士兵重燃斗志。

四年后，塔架拔地而起，機場跑道閃著白亮堿漬，監測雷達、光學追蹤、指揮通信一應俱全。科研人員在帳篷門口寫下“等蘑菇”三字，那是對成功最簡單也最沉重的期盼。

1964年9月，代號596的球形裝置悄然運抵。將軍向副總參謀長請戰：“國慶前給祖國獻禮可好？”張愛萍沉默片刻，只回一句：“再等等。”北京的電報隨即落槌：國慶過后再爆。余下的二十天里，每天都是演練，連呼吸都掐著秒表。

10月16日清晨，五星紅旗在塔身呼啦作響。將軍與李覺最后一次登塔復查線路，順手摘下那幅領袖像。“要不留在這兒？”李覺半開玩笑，回答是沉穩一句：“規矩不能破。”吊籃落地，兩人轉身進掩體。

15點正，天幕被一道白光劃破，巨大的火球吞噬了鐵塔，沖擊波掠過戈壁，地面鋼管像風鈴抖動。儀器上跳出的數字宣示：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歡呼聲、眼淚聲、沙塵撲面而來，年輕的測試兵驚呼：“我們贏了！”

熱線直通中南海。張愛萍抑制不住激動：“總理，成功！”電話那端卻傳來沉穩的追問：“依據是什么證明是核爆？”復測、取樣、譜線分析一項項上報，確認無誤后，才得到肯定。當天晚上，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周恩來面對《東方紅》全體演員宣布這一成果，掌聲雷動。

試爆過后，將軍沒有休整，又轉向洲際導彈和通訊衛星的籌備現場。1978年回京時，他在干部履歷表上只簡單寫了“在西北工作二十年”。離休后，他把那幅陪伴風沙多年的主席像夾進自編的《戈壁詩抄》，偶爾有人追問，他笑著搖頭：“人可以勞頓，信念不能褪色。”

2008年盛夏，是核試驗基地建成五十周年。他躺在病房里，仍惦記著那片鹽堿地，“真想再回去看看。”此后病情急轉直下，轉入ICU前，他潦草寫下一行字：“馬踏西陲，蘭花問早。”8月29日凌晨，他靜靜合上了雙眼。

依遺愿，家人將他的部分骨灰送回羅布泊。那天夜里，老兵們在舊跑道旁點燃篝火，沙粒在烈風中翻卷。遠處的木樁上，歲月剝落了冷卻池的標記，只剩八個大字赫然在目——艱苦創業，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