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盛夏,鴨綠江畔的夜風夾著硝煙味道,年輕飛行員王海坐在簡易掩體里,對著地圖悄聲嘀咕:“明兒個要是還遇上F-86,可得讓它再掉下一架。”戰友咧嘴一笑:“就服你那股狠勁!”彼時的他只是3師9團的飛行員,一腔熱血,沒想過未來會把自己一步步推上空軍最高指揮席。回望整個履歷,先是副軍職,接著三級跳到正兵團職,再后來又奉命執掌人民空軍,這條看似“一飛沖天”的曲線,其實寫滿了烽火錘煉與責任擔當。
抗戰硝煙剛散的時候,我軍著手重整國防。1946年冬,東北老航校在錦州郊外開班,那是新中國空軍的雛形。王海當時才十七八歲,正和同鄉一道在炮校學技術,聽說航校要招飛,不等介紹信到手就跑去報到。那一代少年選擇藍天,大多出于樸素理由:國家苦,天空闊,得有人替家鄉守門。
1949年十月,北平東郊的跑道上第一次響起“八一”臂章飛行員的呼號。王海被分到華東軍區空軍籌備處,主業是搬油桶、測風速、守收音機。看似雜事,卻讓他摸透了飛機的脾氣,也讓他明白裝備落后只能用人來補。抗美援朝爆發后,這群“地面長大的雛鷹”被送到前線。1951年3月15日,志愿軍空軍司令部掛牌,時任司令劉震一句話擲地有聲:“我們不是去練兵,是去打仗!”
實戰一開始就殘酷。美機掌控高空,雷達嚴密,志愿軍飛行員只能憑目視、拼膽量。1951年9月,王海隨9團第一次升空護航運輸線。短短數十分鐘,他與僚機配合擊傷敵F-80一架。戰后總結會上,他抿著茶,輕描淡寫:“其實就是瞅準對方掉隊的瞬間。”可統計數字顯示,這支初出茅廬的部隊在那一輪輪戰里擊落擊傷敵機二十九架,硬是在米格走廊打出了名號,“王海大隊”也因此響徹軍內外。
功名之外,更快的是職務節節攀升。1952年底,王海由副團長轉正,僅26歲便成為當時空軍最年輕的團長。再過半年,升任副師長;1955年授銜時,他肩膀上閃著中校的新星。有人羨慕,私下里說他“運氣好”。但老兵記得,王海平均一個月飛行四五十小時,機身返場帶彈孔是常事,不是命硬撐得住,哪來所謂好運。
1956年,他改任師長,駐防浙東沿海。那幾年臺海局勢緊張,夜航、超低空、攔截演練一道接一道。王海把參謀拉到跑道旁盯夜燈,親自擬科目,誰操作欠火候,第二天必被他點名。副師長曾勸他“何必親力親為”,王海擺手:“空中一分鐘,地面十年功,馬虎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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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盛夏,他調赴空5軍任副軍長。離開待了十五年的老部隊,他心里并不踏實,甚至向組織匯報:“業務行,可指揮一軍恐怕不熟。”組織回答干脆:“不會就學,打仗時可沒人讓你慢慢來。”這兩句話,他記了一輩子。
四年后,因特殊風浪,王海被轉至空軍司令部軍訓部任第二部長。別人替他抱不平,他卻覺得難得清靜:文件堆里摸出了規律,跑遍了各大軍區,把空軍院校、科研所、試飛站的門路摸了個透,對飛行器材更新換代也有了底賬。六年案牘生涯,為他日后統軍打下意想不到的基礎。
1975年,部隊整頓聲勢浩大。廣州軍區空軍需要一把能鎮場子的人,新調令把王海從副軍職直接推上正兵團職司令員。連升三級,這在當年雖非孤例,卻也足夠耀眼。廣州氣候悶熱,人事復雜,外有南疆戒備、內有沿海訓練,壓力不比戰場小。他上任第一天就在機場呆到深夜,盯著新進的殲-6編隊一架架起飛落地,第二天一早召開黨委會,第一句話仍是“先把飛行安全抓牢”。
七年之后,輪到全軍壓縮機構、調整班子。1982年秋,他接到電話:“準備赴京報到,任空軍副司令。”當時他不過五十三歲,在同輩人里算年輕。到職后分管飛行訓練、院校改革、機務工程,恰逢殲-8Ⅱ、轟-6改型列裝,他一次次飛赴試飛場,現場拍板技術細節,廠所人員暗暗服氣。
1985年初夏,空軍領導層再度變動,王海奉命擔任司令員。有人問他“掌空軍最緊要的是什么”?他答得很干脆:“練兵,別讓部隊只看文件。”在位七年,他推進戰術競賽、夜間超低空突防、海上對抗演習,培養了大批能夠晝夜出航的新生代飛行員。1990年,空軍首次赴高原組織遠程機動作戰演練,他飛抵瑪旁雍錯機場,一腳踏下舷梯:“空氣稀薄不稀薄?飛機也得學會喘氣。”
1992年卸任時,王海已經成為上將,軍中傳言“最懂飛行的司令”。可若真問他后不后悔那些年把命押在藍天,他常笑說:“只要祖國抬頭看得見天空,我這輩子就值。”這句話樸素,卻道盡那一代飛行員的底色——以生命為疆,護萬里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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