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因職務侵占被羈押6個月，北京律師靠談判，為其爭得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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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段時間，鄭律師寫的文章多為行政訴訟相關，或許也因此，讓不少讀者漸漸淡忘，我本是刑事訴訟出身的律師。

就在農歷新年即將結束之際，鄭律師去年辦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取得了階段性進展——我的委托人，一名企業家，在因涉嫌犯罪被羈押近半年后，最終在律師的辯護工作和多方努力下，依法獲得取保候審。

??委托人于2月5日取保??

至此，2025年鄭律師所辦理的刑事案件中，全部委托人均已獲得取保候審，這也是為我自己過去一年的律師工作，交出了一份比較滿意的答卷。

在辦理這起并不典型的刑事案件過程中，談判成為辯護的核心。

圍繞案件處理方案，鄭律師與不同單位、不同群體之間進行了多輪溝通與協商，在反復權衡各方立場與現實條件的基礎上，歷時近四個月，最終推動形成了一個多方能夠接受的處理結果，也實現了這一階段設定的目標。

接下來，本文將以案件時間線為脈絡，與各位分享辯護律師在其中的觀察，希望可以對讀者未來的工作生活中，都能有所啟發和幫助。

1.案件背景

我的委托人曾實際掌控當地一家企業，但隨著行業環境的變化，所在產業逐漸失去往日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陷入困境，積累下了數額較大的外部債務，這也成為本案發生的重要誘因之一。

由于債務長期無法清償，相關問題逐步演變并暴露出涉嫌刑事犯罪的線索，委托人隨后被刑事拘留。

在被羈押兩個月后，我才接受委托，正式介入本案。

而在我介入之前的兩個月里，案件幾乎陷入停滯：

親友籌資困難，難以形成實質性幫助；

名下資產雖有處置空間，但因缺乏授權，也無人能夠實際推進處理；

受害人方情緒持續激烈，矛盾不斷累積，整體局面始終未能打開。

正如前文所述，本案并非典型意義的刑事案件，辯護工作也并不僅限于與辦案機關溝通、提交法律意見或進行程序性辯護。

接受委托后擺在面前的第一道難題，便是如何與多方主體展開溝通與協商，在復雜的現實條件下，嘗試尋找一個各方尚可接受的解決路徑。

2.第一次談判

第一次談判，是與當地多家單位的代表共同進行的協商會議。

那天，我從北京乘高鐵趕往當地，抵達時已是午后。

走進會議室，桌面上擺放著一排排銘牌，不同單位的名稱一一列出，也意味著這場會議所涉及的主單位遠不止一方。

待各方人員到齊后，會議正式開始。

會議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如何解決欠款問題。

之前，各方已經試過兩條路徑：

一是繼續通過刑事羈押的方式，促使家屬、親友等相關人員籌集資金；

二是要求委托人交代、處置其“隱匿、轉移”的個人財產。

然而，案件發生以來的實際情況已經給出了答案：

在委托人被羈押期間，通過上述方式籌集到的資金數額，為0。

作為辯護人，我的目標非常明確：一是爭取委托人盡早獲得人身自由；二是在此基礎上，將整體成本控制的盡可能低。

基于這一目標，我在會議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我們今天聚在這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解決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其實只有一個——錢，如何盡可能多地籌到錢。

在我看來，只要委托人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限制，外人就不可能借錢給他。這樣說可能有些抽象，就以我們自己為例，如果我的同學、朋友、親戚因為涉嫌犯罪被羈押，我是否還會把錢借給他，哪怕只有一千塊錢，我可能都要掂量掂量，因為什么？牽連到我？多么嚴重？關押多久？在不清楚這些前提的情況下，我掏出一分錢那都是有去無回。我想各位應該跟我的想法一樣。”

隨后，我又補充道：

“在座的各位，可能并不了解看守所里的生活是什么樣。我簡單描述一下：燈常亮，只要有人在，號房里的燈就不會熄滅；十幾個人擠在一間號房，睡在一張通鋪。此外，還需要值班，每隔幾個小時就要輪值一次，所以想在里面睡一個整覺，幾乎是不可能的。白天呢？大多只能打坐、發呆。不像監獄，在那里還有勞動，時間快一些；在看守所，沒有勞動，只能硬生生地感受時間緩慢流逝。僅僅是這樣聽一聽，各位想必也能體會其中的煎熬。”

我接著說：“大家都說他有錢，只是不給。但我想說的是，他作為當地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如果真的還有錢，那么區區幾十萬我相信他一定會交，甚至在進去的第一天就把錢拿出來。我接觸過不少案件委托人，上至上市公司老板，下至身邊的普通人，幾乎每一位在出來之后，都會說同一句話：這輩子，都不想再進看守所了。所以直到現在，他沒有交一分錢，這并不是他不交，而是沒得交。”

“綜合以上情況，我的方案是：先讓他出來，給他一個明確期限，在規定時間內把這件事情處理完；如果到期仍無法解決，再依法重新收押。”

3.代表單位態度

各單位代表的態度，其實在我的預料之中。

大家的核心擔憂主要集中在兩點：“如果人出來了，脫離控制怎么辦？”“如果期限到了，仍然還不了錢怎么辦？”

我回應道：“各位今天提出的這些擔憂，我當然都理解。坦率地說，我這個方案，如果打分，可能只有30分，確實不算及格。但此前我們已經實際采用過的兩個方案，一個我只能打10分，一個20分，從結果來看，都不如現在這個30分的方案。”

隨后我又補充說：“今天各位代表聚在這里的目的，并不是逐條分析這個方案有哪些缺陷，而是要集思廣益，想出一個更好的、能夠盡快解決問題的路徑。至少到目前為止，擺在我們面前、現實可行的，也就是這三條路。”

在與各單位代表達成一致后，接下來就需要與受害人代表進行談判了。

4.受害人代表談判

與受害人代表的談判，并沒有預期中那樣順利。

狹小的會議室里擠滿了債權人。

與此前同單位代表的談判不同，這一次，人多、意見雜，彼此之間的認知也并不一致，溝通的難度顯著增加。

談判過程確實充滿了艱辛。

受害人一方依然堅信，委托人“有錢卻不愿意拿出來”，因此對律師提出的方案始終持拒絕態度。

這種反應并不難理解——在沒有任何抵押、擔保的情況下就讓人出來，換作任何人，都會心存疑慮。

但作為辯護律師，我需要堅持的，是在現實可能的范圍內，盡力壓低擔保金額，為后續方案爭取出更多空間。

最終，各方與受害人代表達成一致：由該企業家授權相關代表，先對公司部分資產進行處置變現，用于償還債務，隨后簽字諒解同意取保。

時間就定在，25年底。錢籌到，人出來。

5.有序推進

很快，一個月后，第一筆資金順利籌集到位。

雖然金額并不足以一次性解決全部問題，但這一筆真實到位的資金，至少向各方釋放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此前的談判并非空談，方案開始進入實際執行階段。

隨著資金逐步落實，部分債權人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最初強烈反對“先出來再處理”的聲音，逐漸轉為觀望；一些原本持懷疑態度的代表，在看到資產處置已經啟動、回款開始出現后，也開始重新評估此前的判斷。

談判桌上的氣氛，不再像最初那樣對立，而是逐漸轉向如何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推進后續安排，甚至連被害人一方，也開始對律師產生了信任。

對辯護工作而言，這一變化尤為關鍵。

因為在刑事案件中，很多看似純粹的法律問題，往往會隨著現實問題的緩解而出現新的處理空間。當各方矛盾不再持續激化、損失開始得到部分彌補時，案件處理的整體環境，也隨之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轉變。

6.最終談判

由于出現了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委托人未能在2025年12月如期辦理取保手續。

于是，在今年二月初，各方進行了最后一輪談判。

在這次談判中，受害人代表提出，必須增加資金擔保，才同意簽署諒解協議。

但現實情況此前已經反復說明——如果確實還有可立即支配的資金，事情早就解決了，一名企業經營者，沒有必要為此承受長期羈押的代價。

各方代表態度依然強硬，寸步不讓。

眼看案件在最后階段即將出現轉機，卻再次面臨談判破裂的風險，到了這個時候，律師只能以另一種態度，與對方進行一次徹底而直接的溝通。

“我現在還能提供的資金，就只有這些，而且這是我個人先墊付的，算是他向我借的，等他出來之后再歸還。之前約定的第一筆資金，我們已經按時、按量籌集到位，現在在最后一步臨時變卦，你們是什么意思？

這一整套安排，本來就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你們信任我，我信任他，事情才能一步步推進。你們為這件事折騰了將近一年，真正拿到錢，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不正是按照我的方案，一步一步推進，才在去年年底見到了第一筆回款嗎？

如果這一步的信任無法繼續維系，那我也只能退出這件事。我的本職是刑事辯護律師，這些對外債務問題，本就不在我的職責范圍內。你們如果認為自己的方案更好，完全可以按你們的方式繼續處理。

時間就到今晚為止：如果同意，明天上午11點，會議室見；不同意，我立刻買票回家過年，這件事也不必再來找我了。”

7.案件結果

不出意料，對方最終答應了。

我用整個債權金額1%的擔保金，促成了被害人簽署諒解協議，委托人也在次日依法獲得取保候審。

事情至此，階段目標得以實現。

或許有讀者看到這里，會覺得我是一個“沒有良心的律師”，在欺負弱者。

但有一點，需要說清楚——律師的職責，是維護委托人的權益；至于公平正義、鋤強扶弱，那是公檢法機關的職責。

試想一下，如果你委托的律師，在背地里與對方“曲意周旋”、暗中讓步，這樣的律師，你還敢放心把案件交給他嗎？

另外，在這起案件中，我最深的一個感觸，其實并不在于結果本身，而在于談判過程中，千萬不要被對方帶進既定的陷阱里。

很多人，或許都有類似的經歷。

單位領導讓你做一個方案，你辛辛苦苦準備好，拿到會議上討論，結果同事們并不急著解決問題，而是輪番指出方案的缺陷——不是回款期限太長，就是風險控制不足，這不行，那也不妥。

坐在會議桌前的你，大概早已恨得牙癢癢。

在這種場景下，不妨借鑒我在本案談判中所采用的思路。

第一步，主動承認方案的不足：

“各位提到的問題，我當然都清楚。坦率地說，我這套方案，打分可能只有39分，不及格。”

第二步，把會議拉回正題：

“但今天把各位請到這里，并不是為了反復指出方案哪里不行。能坐在這張桌子旁的，都是有經驗、有分量的人物，我更希望聽到的是——這個方案，具體該怎么改，才能真正落地。”

第三步，把選擇權拋回給對方，同時設定底線：

“希望在今天會議結束時，要么大家一起把我的方案推到及格線，哪怕只提高一分；要么，請各位拿出一個40分以上、能夠盡快解決問題的方案，我也一定全力支持、積極配合。”

怎么樣，律師的工作，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

很多看似簡單的談判技巧，無論是在各位讀者的日常工作中，還是在專業的辯護實踐中，往往都可能產生不小的效果。希望我的這點感受，能夠幫助到各位。

8.律師觀察

回頭看這起案件，它并不復雜，卻異常棘手。

法律問題之外，更多的是現實層面的博弈：情緒、信任、時間，以及各方對“結果”的不同期待。

真正困難的，不是誰更懂法，而是在復雜局面中，判斷哪一步該走、哪一步必須止步。

如果在這類案件中，辯護工作的思維僅停留在提交法律意見、與辦案機關溝通等傳統路徑上，案件很可能仍會停留在原地，難以出現實質性轉機。

很多時候，決定案件走向的，不只是法律層面的對抗，而是律師是否能夠在合法合規的框架內，主動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為案件處理創造出新的空間。

在這起案件中，我所做的，不過是在職責邊界之內，持續推動那些看似不屬于“標準辯護動作”的工作——反復談判、協調各方、尋找可執行的方案，并在關鍵時刻承擔必要的溝通責任。

路徑或許并不完美，但它是唯一可行、能夠落地的。

最終，委托人依法恢復了人身自由，債權人也開始看到實際回款。

很多刑事案件，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對抗，而是一場需要耐心、判斷力與邊界意識并存的長期工作。

律師的能力，也往往不只體現在法庭上的幾句話，也體現在那些不被記錄在卷宗里的選擇與堅持之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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