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得知雷英夫是洛陽孟津人時，毛主席：那我換一個問題問你？

1959年初春，東湖的細雨剛停，武漢長天澄凈。毛主席同幾位總參領導談完軍事調研，隨手把卷宗合上，示意大家去船上就餐。艙內燈火暖黃，黃克誠、張經武、張國華并肩坐下，年僅三十八歲的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被安排在主席右側。這位素有“洛陽才子”之譽的少將，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他知道，主席的酒桌上常常暗藏考題。

菜剛上齊，主席舉杯相邀。寒暄過后，他忽然側身：“英夫同志，聽說你是洛陽來的？我問你一樁事。” 艦上風輕浪緩，眾人屏息。雷英夫整理軍裝，謙和回答：“主席，我祖籍孟津，小時候在洛陽讀書。”話音未落，主席爽朗一笑：“原來如此，那我得改口。武王伐紂，曾兩度到孟津，你說說分別干了什么？”

這一問如擂鼓，雷英夫心頭卻空落。他只記得《封神演義》里的奇門遁甲，卻對周武王的兵事細節模糊不清，只好坦言：“我怕是要交白卷了，請主席賜教。”船艙里響起善意的笑聲。毛主席放下酒盞，兩指一豎：“兩次。第一次公元前一零二九年，八百諸侯會盟，探路而不動兵；第二次公元前一零二七年，兵出潼關，奇襲牧野，一舉破紂。”接著他分析時機、兵力、后勤、輿論、統一戰線，娓娓道來，如數家珍。等到談完，夜色已深，眾人卻意猶未盡。

有人也許會好奇：雷英夫何以被喚作“洛陽才子”？故事還得翻回二十多年前。1935年，十四歲的雷英夫在洛陽中學與同學游行聲援“十二·九”，攔火車、散傳單，一個瘦高的少年吆喝得面紅耳赤。一天傍晚，西下的夕陽暈染伊闕山口，他靠在校門口破木門邊寫下“敢為天下先”四字，墨跡淋漓。恰好來校講演的吳芝圃路過，看了看大為贊許——這句口號后來在全校傳抄，雷英夫的文字功底由此傳開。

學費難以為繼，他輾轉西安做學徒。1938年春，他攥著回鄉湊的路費一路北上抵延安，站在寶塔山下那一刻，夜風帶著苦艾味道吹過，他“咕咚”給自己立了誓：要做一名軍事干部。在抗大課堂，他第一次與毛主席面對面，那次小小的筆記本上，被寫下兩個大字——“斗爭”。字鋒遒勁，筆意堅毅，這份墨寶隨后伴隨他輾轉前線，油漬血漬染滿紙面，仍被他視若至寶。

轉年夏初，周恩來回到延安，向主席要兩名軍事參謀赴重慶。主席沉吟片刻：“有個十八歲的娃娃，北方口音，卻能寫能講。”就這樣，雷英夫隨王炳南秘密抵達陪都，為葉劍英供職。若追憶那段日子，他常感嘆：在談判桌旁比拼的，是心中那張隱形的兵棋推演圖。

1941年春，皖南事變爆發，他隨葉帥返延安，進入總參作戰局。紙短情長，《蘇德戰爭一年》發表時，他才二十歲出頭，卻已能對東線戰況縱橫捭闔般剖析。主席讀后批注：“文思暢達，立場清醒，可作參謀教育范文。”自此，“洛陽才子”的名號被正式欽點。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雷英夫的身影始終在作戰圖前。在東北野戰軍司令部，他幫林彪理出遼西決戰三種設想；在平津前線，他盯著電話機記錄前方來電；在1951年停戰談判籌備時，他又被抽到北京，草擬交戰守則。有人打趣：“你的筆桿子能當大炮用。”他擺手笑：“紙上得來終覺淺，沙場跑多了才知冷暖。”

1955年授銜，大禮堂紅地毯上，雷英夫穿著新綴肩章的大校軍裝，排在葉帥身后向主席敬禮。那一年，孟津老家還沒通電話，消息輾轉數月才傳到白鶴鎮。鄉親們奔走相告：“咱村那娃，成了將軍！”

回到1959年的東湖，酒宴散去，夜色闌珊。雷英夫鼓起勇氣，輕聲對主席說：“我想再長些學問，能不能求幾幅手稿，隨身揣著，時時琢磨？”主席沒作聲，只擺手讓他回去休息。第二天清晨，崗哨傳來一幅長卷，《水調歌頭·游泳》墨痕淋漓。落款：“贈英夫同志，毛澤東。”雷英夫展開宣紙，心里撲通直跳，像又聽見江風獵獵。

外人只看到毛主席的睿智，卻少有人留意到他對后輩的提攜。一次開會，他見雷英夫皺眉算數據，順手把煙彈進煙灰缸：“年輕人算賬別怕麻煩，兵者詭道，多想一步，多省千軍萬馬。”類似的點撥，成了雷英夫后來主政作戰部時的座右銘。他在內部會上經常提醒參謀：“多畫幾張可能態勢圖，第一張用來扔，第二張用來改，第三張才是真的。”

1964年秋，國家實行精兵簡政，部隊調整編成。雷英夫奉命去東北督導裁減，他登上當年激戰過的黑山崗，望著起伏的荒草輕聲道：“八百諸侯的孟津會盟是一盤大棋，我們也得看準落子。”那句自言自語，被警衛員記錄下來，成為后來總參謀部學習班的教材封面語。

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風雷驟起，昔日“洛陽才子”也未能幸免，幾度蒙冤。可他始終把那幅《水調歌頭》裱好，逢親友問起，只搖頭淡笑：“主席教過我活到老學到老，坎坷也是課堂。”1978年平反之日，已近花甲的他重新披掛，主持對越自衛作戰前的情報評估，依舊筆走龍蛇，標注敵我態勢。

1980年代初，雷英夫調任國防科工委，力主引進電子對抗技術。他常拿手杖指畫電磁頻譜，擲地有聲：“新戰場不止于土與火，還要在無形之域取勝。”身旁年輕工程師聽得入神，私下稱他“老超然”，是對其字輩“超然”最樸素的致敬。

1995年深秋，八十四歲高齡的雷英夫回到孟津，登上黃河鐵牛旁的灘頭。落日里，他把一張泛黃的抗大筆記攤在膝頭，毛主席“斗爭”二字依舊墨黑。旁人問他此行所愿何在，他答了一句：“天地間自有大河東去，人得常照鏡子。”說罷，合上本子，遠望滾滾黃水東流。

毛主席那道即興的歷史提問，成了雷英夫一生的提醒：讀兵書，也讀國史；寫作戰計劃，也寫家國情懷。孟津的黃河渡口依舊潮起潮落，而當年那艘畫舫上的談笑，早已嵌入中國革命年代的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