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78年調任北京市委書記，對華國鋒抱怨：我到天津屁股還沒坐穩

1978年10月12日午后，北京西長安街的梧桐葉剛被秋風卷起，林乎加匆匆踏進中南海南門。四十八小時前，他還在海河之畔主持天津市委工作例會，對即將出臺的企業改革方案反復打磨。電話驟響，只一句“馬上回京”，讓一切計劃按下暫停鍵。

華國鋒與他單獨談了二十分鐘。屋里氣氛不算緊張，卻透著決斷。“中央決定，請你擔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話音剛落，林乎加脫口而出：“我到天津屁股還沒坐穩呢！”一句抱怨，并非推辭，而是為突如其來的調動捎帶人情味。得到的回應只有八個字：“形勢所需，刻不容緩。”

列席次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時，他正式亮相。李先念半帶玩笑：“解決不了就來找我。”鄧小平接過話頭：“有什么難處，咱們一起扛。”簡短幾句，算是對這位“滅火隊員”加了印章。大家都清楚，他過去在上海、天津的成績，靠的就是敢抓敢碰的作風。

時間倒回三年前。1975年，林乎加在國家計委臨危受命，面對批判風潮小心周旋，硬是一字未丟地守住了國家重點項目的底線。1976年“十·一二”后，他南下上海整頓，上棉三十一廠那把火，沒燒壞機器，卻讓人心熄了火。他帶著工作組蹲在車間里，三天解決矛盾，被工人私下稱作“林老爺子，真能撐。”

1977年，他與彭沖一道推動寶鋼落戶浦東；1978年春，又率團赴日考察，引進技術、資金、管理模式，提出“膽子要大些”的建議。這股勁兒使他甫回國便被派往天津，隨后僅三月再赴北京。中央挑人，瞄準的正是這股子雷厲風行。

抵京后，林乎加把辦公室搬到吉普車上，白天跑工廠，晚上調資料。北京高考落榜生滿街求學無門，他聽后當晚拍板：只要分數過線，一律收下。校舍緊張？“中學先借。”宿舍不夠？“走讀制。”財政擠不出錢？“行政經費先讓一讓。”最終，北京一年擴招一萬六千余名學生，許多人后來在科研與工業一線挑大梁。南開與北大的老教授回憶那段日子：“課堂里擠得連轉身都費勁，可學生眼里盡是光。”

與擴招同時進行的，是“天安門事件”平反。文件堆滿了林乎加的寫字臺，他逐一審閱，不愿遺漏一句原始陳情。深夜燈火，秘書鄭家亨記下無數次這樣的場景：領導抽著半截煙，翻資料到凌晨兩點；電話鈴一響，抓起聽筒就走。

京城治理復雜，經濟也不能耽誤。林乎加爭取國家計委專項投資，啟動首都基礎設施大修。不到兩年，東單立交橋擴建完工；遠郊六環沿線試點恢復責任制，糧菜供應穩住了北京人的菜籃子。

1981年春，他遞交辭呈，理由只有一條：北京基礎梳理已定型，需要更新的管理理念。農業部隨后向他伸出“橄欖枝”。對外看是降格，知情者卻明白，三西扶貧項目正待開局。林乎加只說了一句：“不解決，對不起老區人民。”隨即扎進黃土高原，一條條渠道、一座座小型水庫在山間綻開。

行程表上最常見的地名是西海固、定西、河西走廊。六十多歲的人，風餐露宿成了常態。手下干部私下嘀咕：“林部長把我們全帶成了野外工作隊。”可正是這種作風，讓“三西”農業綜合開發寫進了國家規劃，成為后來整村推進、整縣脫貧的雛形。

林乎加的脾氣也留在基層口耳間。調研時，他見鄉鎮干部張口就念材料，抬手打斷：“背書可以上講臺，這里是田間地頭，說真話。”短短一句，把會場氣氛沖得透亮。

1992年底，他正式離職休養。那年冬天，北京初雪，他在中關村一處老樓里伏案回信，收件人多是當年被擴招的學生；信封里常附上一行批注：“讀書要緊，莫負時光。”2018年9月13日，消息傳來，各地當年的考生、工人、扶貧干部自發送來花籃與信箋。或許，他們眼中的林乎加，永遠停在那輛塵土飛揚的吉普車旁——一句“別耽誤，咱們這就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