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12日午后,北京西長安街的梧桐葉剛被秋風卷起,林乎加匆匆踏進中南海南門。四十八小時前,他還在海河之畔主持天津市委工作例會,對即將出臺的企業改革方案反復打磨。電話驟響,只一句“馬上回京”,讓一切計劃按下暫停鍵。
華國鋒與他單獨談了二十分鐘。屋里氣氛不算緊張,卻透著決斷。“中央決定,請你擔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話音剛落,林乎加脫口而出:“我到天津屁股還沒坐穩呢!”一句抱怨,并非推辭,而是為突如其來的調動捎帶人情味。得到的回應只有八個字:“形勢所需,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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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次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時,他正式亮相。李先念半帶玩笑:“解決不了就來找我。”鄧小平接過話頭:“有什么難處,咱們一起扛。”簡短幾句,算是對這位“滅火隊員”加了印章。大家都清楚,他過去在上海、天津的成績,靠的就是敢抓敢碰的作風。
時間倒回三年前。1975年,林乎加在國家計委臨危受命,面對批判風潮小心周旋,硬是一字未丟地守住了國家重點項目的底線。1976年“十·一二”后,他南下上海整頓,上棉三十一廠那把火,沒燒壞機器,卻讓人心熄了火。他帶著工作組蹲在車間里,三天解決矛盾,被工人私下稱作“林老爺子,真能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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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他與彭沖一道推動寶鋼落戶浦東;1978年春,又率團赴日考察,引進技術、資金、管理模式,提出“膽子要大些”的建議。這股勁兒使他甫回國便被派往天津,隨后僅三月再赴北京。中央挑人,瞄準的正是這股子雷厲風行。
抵京后,林乎加把辦公室搬到吉普車上,白天跑工廠,晚上調資料。北京高考落榜生滿街求學無門,他聽后當晚拍板:只要分數過線,一律收下。校舍緊張?“中學先借。”宿舍不夠?“走讀制。”財政擠不出錢?“行政經費先讓一讓。”最終,北京一年擴招一萬六千余名學生,許多人后來在科研與工業一線挑大梁。南開與北大的老教授回憶那段日子:“課堂里擠得連轉身都費勁,可學生眼里盡是光。”
與擴招同時進行的,是“天安門事件”平反。文件堆滿了林乎加的寫字臺,他逐一審閱,不愿遺漏一句原始陳情。深夜燈火,秘書鄭家亨記下無數次這樣的場景:領導抽著半截煙,翻資料到凌晨兩點;電話鈴一響,抓起聽筒就走。
京城治理復雜,經濟也不能耽誤。林乎加爭取國家計委專項投資,啟動首都基礎設施大修。不到兩年,東單立交橋擴建完工;遠郊六環沿線試點恢復責任制,糧菜供應穩住了北京人的菜籃子。
1981年春,他遞交辭呈,理由只有一條:北京基礎梳理已定型,需要更新的管理理念。農業部隨后向他伸出“橄欖枝”。對外看是降格,知情者卻明白,三西扶貧項目正待開局。林乎加只說了一句:“不解決,對不起老區人民。”隨即扎進黃土高原,一條條渠道、一座座小型水庫在山間綻開。
行程表上最常見的地名是西海固、定西、河西走廊。六十多歲的人,風餐露宿成了常態。手下干部私下嘀咕:“林部長把我們全帶成了野外工作隊。”可正是這種作風,讓“三西”農業綜合開發寫進了國家規劃,成為后來整村推進、整縣脫貧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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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乎加的脾氣也留在基層口耳間。調研時,他見鄉鎮干部張口就念材料,抬手打斷:“背書可以上講臺,這里是田間地頭,說真話。”短短一句,把會場氣氛沖得透亮。
1992年底,他正式離職休養。那年冬天,北京初雪,他在中關村一處老樓里伏案回信,收件人多是當年被擴招的學生;信封里常附上一行批注:“讀書要緊,莫負時光。”2018年9月13日,消息傳來,各地當年的考生、工人、扶貧干部自發送來花籃與信箋。或許,他們眼中的林乎加,永遠停在那輛塵土飛揚的吉普車旁——一句“別耽誤,咱們這就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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