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淪為俄羅斯的替補合作伙伴

歐洲當下的種種躁動，根源在于等待俄美達成重大交易，而歐洲在其中只能扮演新游戲規則接受者的角色。于是純粹的競爭開始上演：誰先 “跑到普京面前”，誰就有機會分到一杯羹。

面對與特朗普治下美國的緊張關系，歐洲不出所料開始考慮與莫斯科接觸。一個特殊的 “猶豫者聯盟” 正在形成：他們不再相信能在軍事上擊敗俄羅斯，但仍未準備好獨立與俄對話。無論如何，在他們眼中，莫斯科已從 “禁忌對象” 重新變成必須打交道的客觀現實。

去年 12 月底，馬克龍率先表態要與俄羅斯接觸。在國內合法性遭遇巨大危機（法國近兩年已更換五任總理）的背景下，馬克龍試圖在外部尋找支撐。在遭到特朗普公開嘲諷、未獲美方支持后，他突然轉向莫斯科。他以 “越快越好” 表態強調會晤必要性，相關籌備已持續三個月。盡管克里姆林總體對接觸持積極態度，但雙方目前很可能尚未形成實質性議程。

緊隨馬克龍之后，意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發聲，隨后德國總理默茨也出人意料地對俄釋放友好信號。這些表態已在歐盟內部造成分裂（即便本已裂痕深重）。分裂主要體現在兩條線上：

第一，歐盟官僚機構與各國國家領導人之間。歐盟委員會這套布魯塞爾程序與協調機器清楚，任何單方面與莫斯科通話，都會打破其對外政策議程壟斷。因此他們反復念叨 “統一方案”“統一戰略”“目標預先協調”。

第二，歐盟國家之間。

一部分國家仍慣性依附舊時代的全球化聯盟與紀律：瑞典、芬蘭、波羅的海國家等，在強硬對俄路線上投入了過多政治資本。斯德哥爾摩與赫爾辛基甚至加入北約，迫使俄羅斯在原本無需重兵部署的地區強化軍事存在。這類國家立場明確：與莫斯科對話近乎背叛，接觸是 “錯誤信號”，任何緩和都是退讓。

另一部分 —— 法國、意大利、德國部分精英，以及更看重經濟與社會穩定而非象征性姿態的國家 —— 開始尋找機會窗口。這并非出于人道主義，而是美國安全保護傘失效時代的生存邏輯。

所有躁動的核心，都是等待俄美達成重大交易，歐洲只能被動接受新規則。于是純粹的競爭上演：誰先 “跑到普京面前”，誰就有機會分到利益。歐洲仍保留一些籌碼與價值。

首先，俄羅斯被凍結資產問題仍擺在桌面上。在未來解決方案的各種設想中，這筆資金可能成為重要資源：用于前烏克蘭部分地區重建、基礎設施項目，或用于需要歐洲法律背書、至少是不干涉的俄美安排框架。

歐洲仍是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潛在市場 —— 盡管如今只能小聲提及。在美方斡旋、參與或不參與的情況下，部分供應恢復，可能成為部分國家壓低能源價格、穩定工業、重拾競爭力的途徑。對莫斯科而言，則是奪回市場、降低對相關國家與印度過度依賴的機會。

但任何與莫斯科接觸的嘗試，都不僅是外交動作，更是明顯針對歐盟這一親全球主義官僚機構、同時也針對英國的舉動。因此歐洲還在另一問題上分裂：誰來決定大陸規則 —— 是希望繼續推動對俄對抗的倫敦，還是已厭倦為他人戰略買單的歐洲各國首都？

頗具代表性的是，即便在本可成為務實轉向引擎的德國內部，論調也充滿矛盾。一方面出現 “與最大歐洲鄰國尋求平衡” 的聲音；另一方面官方又表態懷疑，渲染莫斯科 “極端要求”，聲稱要 “逐周升級對抗成本”。柏林既想重拾歐洲中心地位，又害怕被指責 “妥協退讓”。因此同歷次歷史轉折一樣，德國將尋求聯盟與掩護。

這里又出現一條歐洲潛規則：單獨去莫斯科不被接受，“擅自行動” 會招致懲罰。柏林緊盯羅馬，試圖構建新力量格局 —— 意大利的務實與德國的分量結合，可為歐洲轉向提供合法性。而羅馬則視其為抬升自身政治價碼的機會：不再充當二流角色，而是新秩序架構的共同設計者。

法國則有可能跑不完全程。馬克龍在兩種角色間搖擺：要么勸說特朗普重回強硬對俄路線，要么在無法實現時，獨自打通與克里姆林的渠道，讓法國利益最大化、同時盡量少受指責。這就解釋了他一邊喊 “盡快對話”，一邊又承諾 “強化施壓”。巴黎希望在任何結局中都成為 “參與方”。

在歐洲亂局中，俄羅斯應如何行事？

應利用歐洲的搖擺作為機會窗口：奪回銷售市場、在可行領域重啟經濟鏈條、通過合法合作與競爭彌補技術缺口。任何單一依賴 —— 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 —— 都會變成弱點。

但即便部分接觸得以恢復，俄羅斯也無法再將歐洲視為主要伙伴。在未來格局中，歐洲可以是伙伴，但只能是替補伙伴：利益一致時有用，利益相悖時并非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