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少將慕生忠修青藏公路，彭老總特批30萬：這錢只能修5公里路

1953年12月的一場夜雪封住了西寧通往外界的道路，通宵不滅的煤油燈下，慕生忠拿著一張被烘得卷邊的略圖，向幾位隨行干部重復同一句話：“再難，也得給拉薩鋪一條活路。”那份地圖用紅鉛筆連起的折線，就是他心中青藏公路的雛形。

當時青海至西藏的補給仍靠駱駝。三萬余名駐藏官兵每月糧食缺口高達四百噸，上峰雖一再強調“各部自力更生”，可缺口就是缺口，賬算得分毫不差。牲畜倒斃、皮毛凍硬的場景，慕生忠見得太多，他明白再拖下去西藏建設要被硬生生卡住。

西北軍區多次試行空投，可高原氣流變幻莫測，物資常常落進冰溝。有人提議加大馬幫數量，慕生忠搖頭：“那是飲鴆止渴。”他決心把修路計劃送上北京，哪怕希望只有一線，也要試。

1954年初，他獨自坐火車進京。一路顛簸，他把提案反復修改，生怕出現哪怕一個數字錯誤。到北京的第二天清晨，他守在西直門外軍委辦公樓前，等到了剛從朝鮮歸來的彭德懷。幾句寒暄后，他把申請書遞過去，語速突然放緩：“修一條車路，比十個團再多駱駝都有用。”

傍晚，彭德懷看完材料抬頭問道：“你心里有底么？”慕生忠站得筆直：“只要給我經費、工具，其余我想辦法。”彭德懷點頭，卻又補上一句：“國家捉襟見肘，一下子給不了大數，先批你三十萬，軍費里摳。”慕生忠愣了愣，隨即回答：“行，多少錢都干。”旁人后來算過，按當時青海碎石路造價，這點錢只夠五公里，可慕生忠沒有討價還價。

錢少就省著用。他回到西寧，第一件事是從預備部隊里挑出一百二十名能在海拔四千米以上作業的老兵，又向青海地方政府借調八百民工。工具不足，他索性把廢舊炮管改造為鋼釬。炸藥不夠，就請工程兵把炮彈拆了取TNT。有人私下嘀咕：這哪像正式基建，活脫脫“游擊修路”。慕生忠聽見并未生氣，只留下一句：“只要路通，什么花名都無所謂。”

5月11日，第一支前出小隊從格爾木河畔出發，隊伍總共二十來輛車，全是修過補過的老解放牌。沿線最難啃的骨頭是凍土層。零下十五度的清晨，鋼釬砸下去泛起火星，卻只留下白點。工兵輪換敲擊，十分鐘一班，不然就會缺氧。慕生忠也拿起大錘，每班湊夠八十下，誰敢偷懶，他就多敲自己的份額。

有意思的是，修路隊里唯一的正規工程師鄧郁清被戰士們稱作“壓艙石”。他常把經緯儀抱在懷里像呵護孩子。一次測線誤差超過預估，慕生忠拍著他的肩膀說：“不要怕，多走幾步就準了。”鄧郁清回了一句：“你不能出事，你要是倒下了，我這把老骨頭撐不住。”兩人的對話只有短短十幾秒，卻傳遍了工地。

七十九天后，格爾木至不凍泉段三百二十公里被硬生生摳出來。這條臨時土路能讓卡車最低三擋上坡，最高二擋下坡，但它畢竟通了。消息飛到北京，周恩來親自批復追加二百萬經費，一百輛新卡車，外加一千名工兵。“你們干的不是普通工程，而是新中國的第二條生命線。”批文中這句話，慕生忠認認真真抄在筆記本扉頁。

卡車到了，問題又來了。汽油每升要千里外鐵路倒駁，平均運價比油本身還貴。為了節省，常見的做法是把發動機熄火讓車靠慣性滑行二百米，再掛擋。司機們戲稱這叫“溜坡”。可就是靠著“溜坡”，物資匯集到了工地前沿。

1954年10月，大本營遷到風口峽。風大到什么程度？半截鋼釬往地上一豎，能吹得哨聲長響。帳篷夜里一旦脫繩，瞬間就被卷上山坡。工人們實在難眠，就在鞋跟里塞碎石防止帳篷打擺，還給梅花鹿似的野狐取名“夜襲隊”，因為它們常來偷烤饃。

11月，有一場突如其來的雪崩將施工段完全掩埋。那天凌晨四點，值班員高聲呼喊：“前線塌方！”所有人披衣出帳，一口氣掘出七十多米才找到被壓卡車。車頭玻璃碎成片，駕駛員卻死死抱著方向盤，仿佛還在等下一腳油門。慕生忠跪在雪地里，吩咐把人埋在路基旁，跟自己的誓言一樣，頭朝拉薩。

時間推進到1954年12月25日，格爾木—拉薩九百三十九公里全線貫通。當天清晨，第一輛滿載通心粉和棉衣的大卡車開進布達拉宮腳下。拉薩市民圍在道路兩側，有人第一次見到機動車，直呼“會吼的鐵牛”。張國華軍長握住慕生忠的手說：“這條路，比兩個師的糧彈還暖心。”

1955年1月，青藏公路管理局掛牌。慕生忠被任命為局長，他的辦公桌是一塊在可可西里撿來的凍土板，上面刻著自制紅漆字：青藏公路，國脈所系。晚間他常在燈下修補自己的那把缺口鐵鍬，鍬柄仍刻著“慕生忠之墓”。有人勸他換新的，他擺手：“破鍬伴我熬過鬼門關，看著它，心里踏實。”

那一年，他四十歲，授銜少將。獎章頒發儀式上，他的衣袖因長期抓錘顯得寬松，軍裝順著手臂下垂幾條細折。記者想拍照留念，他把衣袖往里攬，略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照片要是給家里看，得把袖子修得飽滿點。”

青藏公路開通后，西藏主糧供應從月均兩千噸提升到七千噸，牛羊由外運入藏的死亡率降低八成。沿線城鎮逐漸冒出油燈，隨后是電燈。人們議論，說是“鐵牛”馱來了春天。實際上，那春天埋在了無數鋤鑿聲里，埋在了三十萬軍費帶來的第一鍬黃土里，也埋在了慕生忠那把磨得發亮的鐵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