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陜西老漢9道圣旨被博物館借走，丟了2道，最后賠了多少錢

1998年深秋的一個傍晚，長安縣斗門鎮的土路上塵土飛揚，張振華挑著兩筐玉米回家時，腦子里卻轉著另一件事：祖上傳下來的那九道清代圣旨該如何安頓。他已年過不惑，種地多半輩子，心里頭漸漸生出個念頭——該讓世人看看張家祖宗的榮光。

張家舊宅被街坊稱作“張家大院”。四合五進的格局，如今墻體斑駁，但木雕、石獅依稀在，時時提醒后人“祖上闊過”。當年順治至道光六朝，張家世襲武職，封蔭頻仍，圣旨、金匾隨代累積。可甲午、庚子之后，清廷勢頹，張家棄武從農，圣旨被裹進油布箱，一擱就是近百年。

張振華記得，自小祖父就告誡：“些東西丟不得。”話雖樸素，卻像一把鑰匙，牢牢扣住他對祖輩往事的敬畏。也正因這股執念，他鼓起勇氣敲開了西安晚報的門。記者郭興文先是不信，翻了《長安縣志》與《清河家譜》才發現，張家確有七代任武將的文字記載。

確認后，郭記者跑到斗門鎮，隔著玻璃柜望見那一卷卷黃緞金字的圣旨，頓時眼睛放光。消息一出，引來文保界一片沸騰，各地教授學者、收藏行家、甚至南方商賈接踵而至。有人悄聲開價百萬，換作旁人也許心動，張振華卻擺手：“祖宗的臉面，不能賣。”

為了滿足各地博物館的展陳需求，張振華在1999年至2002年間帶著圣旨四處巡展。當地政府管吃住，外省的館方也會支付展覽費。日子雖不算大富大貴，卻總比在地里刨食輕松。他也樂得聽游客贊嘆：“沒想到民間還藏著這么成套的圣旨。”

2002年12月，江蘇淮安清晏園博物館發來邀請，提出舉辦兩個月的專題展，張振華欣然同意。到了蘇北，他與兒子在館方安排的招待所住下，九道圣旨順利進館布展，訪客每天排長隊，一票難求。春節前后，展廳人潮涌動，館方柜臺前的香囊和明信片都賣斷了貨。

本覺得一切順風順水，誰料意外就在臨近閉展時炸開。2003年2月24日午后，展廳清場修整，張振華閑逛到主館西門，見銅鎖敞開，心頭雖疑，卻沒多想。半小時后，他回到展柜前，臉色陡然發白——九卷圣旨只剩下七卷。嘉慶十四年封張廷彥夫婦、道光二年賜張錫奎夫婦的兩道詔書，憑空蒸發。

“我的圣旨呢？”他嘶啞著嗓子喊，先是尋遍展廳，又沖到服務臺，一路踉蹌。值班員急忙按下警鈴，可監控只拍到一片漆黑——西門的攝像頭當日竟未通電。幾分鐘后，幾名保安合力才把氣急敗壞的老人勸到辦公室。“你們要給我說法！”他幾乎是拍桌子，“沒人看門算什么道理？”

警方介入。勘驗結果令人沮喪：無硬闖痕跡，無可追蹤指紋，連圣旨卷軸的碎金屑都未遺落。那枚莫名其妙開啟的西門鎖眼里，只有張振華此前使用的鑰匙能完美吻合。這一細節讓博物館管理層瞬間翻臉：“很可能是失主自導自演。”館方代表當著民警低語：“我們是不想背鍋。”

“胡說！”張振華猛地站起，“要是我自己偷，還來這兒鬧？”短短一句，“你這話要負責任！”他瞪著對方，青筋暴起。

嫌疑人互指，一樁普通失竊案霎時變成羅生門。調查耗時良久，警方查遍周邊倒賣渠道、典當行，毫無線索。2007年，公安機關給出結論：證據不足，無法認定任何一方涉盜。圣旨就像落進深井，再無聲息。

案卷移交法院，拉鋸再起。張振華認定博物館保管不善，索賠四十萬元；館方只肯給微薄補償，理由是文物并非己物且丟失原因未明。法庭上，雙方都請來鑒定人。專家們拆封對比其余七道圣旨，判斷遺失兩卷品級為黑犀牛角軸，制作精良但年代相對晚，估價每卷約九萬元。庭上氣氛緊繃，張家律師反駁：價值豈能只算材質？可司法拍賣行給出同樣區間，難以推翻。

一旦有了權威估價，審判長很快落槌：博物館補償張振華十八萬元，并向其公開致歉。紙面判決如此，張振華卻高興不起來。開庭六年，光路費、律師費便去了十多萬，何況先祖重托早已付之東流。他悄聲告訴旁人：“錢能換來祖宗顏面嗎？”眼角泛紅，卻再沒繼續申訴。

如今，當年的西門已裝上密碼鎖與紅外探頭，新修的保管庫實行24小時監控。業內常把這樁案子當教材——不是所有文物都該留在家里，也不是所有博物館都配得上信任。張振華的故事在斗門鎮仍被提起，鄉親說他脾氣倔，專家說他過于執拗，可若放下情感，這位老漢不過是想替家族守一分榮耀。

兩道嘉道年間的圣旨究竟落在何人之手，沒人說得清。民間傳言它們或已被分拆作古玩裝裱，或已漂洋過海。若真如此，那些金線與墨跡或將永遠被塵封在暗室角落，靜默無言。它們原本該有更明亮的去處，承接歷史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