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法學》2026年第1期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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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法學》2026年第1期要目

【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研究】

1.再論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江必新（1）

2.法治與發展關系的理論重構與路徑創新

——兼論筑牢高質量發展的法治根基

李洪雷（15）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研究】

3.超級數字平臺公共性的激勵型法律規制

楊國強（36）

【司法基本理論研究】

4.我國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成效與展望

陳衛東（52）

5.司法范疇的分層闡釋與事例證成

劉樹德（76）

【經濟犯罪疑難問題研究】

6.借貸型受賄的刑法教義學分析

陳興良（93）

7.洗錢罪成立范圍的限制解釋

周光權（114）

【法學基本范疇研究】

8.論義務性法律規范的概念

王夏昊（135）

9.財產是什么：反省財產權利束觀

于柏華（158）

【國際法前沿問題研究】

10.國際法的創新趨向：從應然之義到實然之態

徐崇利（177）

11.跨國追贓國際合作視域下資產分享制度研究

王秀梅（197）

【科技法學新視野】

12.數智時代法律主體的三階解構與完善

朱程斌（222）

【法學新青年：探索與爭鳴】

13.行政法上的信賴利益衡量

王子晨（242）

【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研究】

1.再論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作者：江必新（湖南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新時代新征程的重大理論創新與實踐部署，是將全面依法治國向縱深推進的核心舉措，更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堅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被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有力推進，總體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為這一重大命題的提出奠定了堅實基礎。本文立足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實踐，遵循“重要性—內涵—路徑—注意事項”的邏輯框架，系統闡釋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戰略價值與現實可行性，精準界定其核心要義與實踐要求，科學構建涵蓋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效監督等環節的實施路徑，深入剖析推進過程中需把握的辯證關系與風險防控要點。

關鍵詞：全面依法治國；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中國式現代化；法治體系；國家治理現代化

2.法治與發展關系的理論重構與路徑創新

——兼論筑牢高質量發展的法治根基

作者：李洪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內容提要：立足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策部署，結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精神和《習近平法治文選》第一卷，圍繞法治與發展的關系展開研究。首先，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層面，系統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治與發展關系的理論突破：本體論上確立法治與發展關系的有機統一觀，打破傳統的二元對立認知；認識論上革新認知范式，實現法治與發展關系從形式性、靜態性、孤立性向功能性、動態性、系統性的轉向；方法論上從制度建構、制度實施和制度評估三個維度，創新法治賦能發展的路徑；價值論上錨定“以人民為中心”，實現法治觀與發展觀的價值統一。其次，結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聚焦法治經濟、創新驅動發展、國家安全、社會公平正義等重點領域，闡明法治對發展的支撐和保障作用。最后，提出推動法學研究創新方向，針對法治與發展改革的一般關系、重點領域立法、法治實施與監督機制等展開深度研究，為筑牢高質量發展的法治根基提供學理支撐。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法治保障；習近平法治思想；“十五五”規劃建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研究】

3.超級數字平臺公共性的激勵型法律規制

作者：楊國強（清華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超級數字平臺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介質，逐漸在資源配置、市場秩序等方面展現出顯著的公共屬性，同時，其私人性與公共性的內在張力也引發治理范式轉型的需求。傳統法律規制難以應對平臺經濟的復雜性與動態性，且尚未正視平臺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特質，導致其規制效能未能充分釋放。激勵型法律規制立足超級數字平臺的雙重價值屬性，通過制度設計引導平臺在逐利動機與公共利益之間實現動態平衡，以此為基礎，可以構建破解傳統法律規制困境的邏輯與框架。在規制框架的具體路徑上，激勵型法律規制通過優化守門人義務的梯度設計、激勵平臺自我規制、建立責任減免機制等制度創新，協調多元主體利益，形成約束—激勵—發展的治理閉環。這樣的制度設計，既能化解傳統監管的剛性缺陷，又可以促進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從而為超級數字平臺的有效規制提供兼具效率與公平的法治方案。

關鍵詞：超級數字平臺；公共性；激勵型法律規制；平臺經濟

【司法基本理論研究】

4.我國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成效與展望

作者：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司法責任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路徑和根本抓手，歷經十余年縱深推進，已取得顯著成效。司法責任制改革全面革新司法權運行機制，不斷優化升級司法監督制約機制，構建起更加科學高效的司法人員管理機制。司法責任制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包括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實踐導向、堅持系統思維、遵循司法規律、確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據、重視技術賦能等，但在推進過程中也顯露出一些問題，如“放權”與“收權”衡平兩難、司法追責懲戒制度激活不足、員額制改革存在現實難題等。面向未來，全面準確落實和完善司法責任制，應當以提升辦案質效為價值目標，不斷拓寬司法責任制覆蓋面，設立明晰統一的權責認定標準，激活司法追責懲戒制度，完善司法監督管理機制，進一步優化司法人員管理制度。

關鍵詞：司法責任制；員額制；司法權運行；監督制約

5.司法范疇的分層闡釋與事例證成

作者：劉樹德（湘潭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司法范疇是針對一個國家司法體制機制及其運行狀態中存在的最能反映該國特色的司法理念、制度、機制、實踐等的適度抽象提煉與理論定型。按照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原理，司法范疇往往呈現與表征此國司法體制機制與彼國司法體制機制的差別與特色，屬于特殊性之維。我國在宏觀司法理念、中觀司法制度、微觀司法規程等方面均體現出不同于別國與地區的“中國特色”之處，亦即均可適度抽象提煉出系列司法范疇。本文從宏觀、中觀、微觀層面各選一個具體的司法范疇，結合具體事例從不同維度加以闡釋與論證，即強調從話語區隔的“學理闡釋”、發展樣態的“共識凝聚”、生成原點的“知識考古”來證成，力圖從“以實踐為導向的法學”場域來促進中國司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關鍵詞：司法范疇；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司法規程

【經濟犯罪疑難問題研究】

6.借貸型受賄的刑法教義學分析

作者：陳興良（北京大學）

內容提要：借貸型受賄是受賄的一種特殊類型，借貸型受賄與民事借貸混雜在一起，具有隱蔽性。然而，從實質上說，借貸型受賄仍然具備權錢交易的特征，因而構成受賄罪。借款型受賄是行為人以向請托人借款的形式受賄，包括免除債務、免除利息和以借款為名受賄三種類型。在免除債務和免除利息的情況下，先前的借款關系是真實的，只是在正常借款以后，沒有歸還借款和利息，請托人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免除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債務和利息，因而借款關系就轉化為受賄與行賄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其受賄數額應當是免除的債務和利息的數額，或者以借款為名所借款項的數額計算。放貸型受賄是行為人以向請托人放貸的形式受賄，因而在構成要件上不同于借款型受賄。放貸型受賄包括高息放貸型受賄和以放貸為名受賄兩種類型，高息受賄是以明顯高于民間借貸的利率進行受賄。對于明顯超出民間借貸的利率標準，在司法實務中存在爭議，可以采用司法解釋規定的高利放貸構成非法經營罪的高利貸標準，作為高息受賄的入罪標準。至于以放貸為名受賄，則并不存在真實的借款關系，因而應當以全部利息認定為受賄數額。

關鍵詞：借貸型受賄；借款型受賄；放貸型受賄

7.洗錢罪成立范圍的限制解釋

作者：周光權（清華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在實務中，被告人委托律師辯護時，所支付的律師費用來自上游犯罪所得的，提供該資金給律師事務所的行為通常被認定為洗錢罪。這一定罪結論會帶來諸多負面效果，為此，應當對洗錢罪的成立范圍進行合憲性、目的性限縮，將為上游犯罪進行辯護時提供、接收可疑資金的行為予以非罪化。圍繞對律師收取可疑資金不宜認定為洗錢罪的討論，當下的諸多主張都存在不足，即便作為多數說的直接故意說也與我國司法解釋的邏輯不符，且無法解決資金提供方的出罪問題，不能落實憲法精神。如果肯定律師職業自由及上游犯罪被告人的人權保障都具有憲法位階性，律師在其所承擔的辯護義務和報告可疑交易義務這兩種沖突義務中，只要履行了維護上游犯罪被告人無罪推定利益的義務，即便其明知資金來源于特定上游犯罪，其收取職業報酬的行為也能夠阻卻違法性，從而根據義務沖突的法理尋找難題解決思路。提供可疑資金聘請律師的上游犯罪嫌疑人不構成洗錢罪的理由在于其所行使的是憲法保護的辯護權，且在接收報酬的律師不構成犯罪時，按照因果共犯論的法理，對該資金提供行為也無法確定其犯罪性。對于被告人用上游犯罪所得支付律師辯護費用的部分應當從洗錢犯罪總額中予以扣除的主張，在司法裁判中應當予以認可。

關鍵詞：洗錢罪；用可疑資金支付律師費；明知；義務沖突；合憲性解釋

【法學基本范疇研究】

8.論義務性法律規范的概念

作者：王夏昊（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研究所）

內容提要：義務性法律規范是和允許性法律規范、授權性法律規范相區分的一種法律規范。它的邏輯算子包括“命令”和“禁止”，并且這兩者是可以相互定義的，因此可以被歸為和“允許”相對立的一種算子。特定國家的法律文本可以用不同的語言來表達這種邏輯算子。作為一種命令的義務性法律規范意味著：它們的權威意圖它們的承受者用他的意志來代替承受者的意志作為承受者做行為的決定，并且用他的意志來代替承受者自己對做或不做行為進行慎思或推理。因此，規范權威就會對那些違反了義務性法律規范的行為規定一定的法律制裁。這就意味著對一定行為規定了法律制裁的法律條文所表達的也是一種義務性法律規范。相反，從命令的接收者即規范的承受者的角度看，義務性法律規范是它們的承受者在它們可適用情形下做或不做它們所規定的行為的一種不容置辯的獨立于內容的理由，不是一種定效理由而是一種起效理由，是一種排他性理由。無論從規范權威的角度還是從規范的承受者的角度看，義務性法律規范所調整的行為或社會關系都是受限制的，也就是說，法律權威只能就一些人們的行為或社會關系來規定義務性法律規范，除此之外，不能或不應該規定義務性法律規范。

關鍵詞：義務性法律規范；命令；行為理由；作用的局限性

9.財產是什么：反省財產權利束觀

作者：于柏華（華東政法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

內容提要：依照財產權利束觀，所有權、抵押權、著作權等財產權并非單一權利，它們均為“關于物的對人權集合”。財產權利束觀未反映財產的實際性質。一方面，財產權具有無人稱性，因此并非對人權。另一方面，財產權保護“排他性決定物的利用”利益，在該意義上具有單一性，因此并非權利集合。財產權利束亦非可行的理想。依照財產權利束模式改造現有財產制度，意味著將財產規則改為“依賴情境利用物的規則”。依據該類規則規范人們利用物將為社會帶來過高成本。依照財產排他性支配觀，財產權是排他性支配物的權利。該觀念盡管歷史久遠但未過時，經過一定澄清與補強它仍是最具解釋力的財產觀念。

關鍵詞：財產；權利束；排他性支配；無人稱性；單一性

【國際法前沿問題研究】

10.國際法的創新趨向：從應然之義到實然之態

作者：徐崇利（廈門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實踐的驅動下，基于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所帶來歷史性機遇的認知，中國學界多采用規范性分析方法，從制度變遷“需求側”論證國際法應當得到全景式創新發展。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語境下，國際力量格局呈現“東升西降”的核心特征，其本質是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綜合實力持續躍升，西方發達國家仍保有較強影響力，國際力量對比此消彼長的動態發展過程。這在制度變遷“供給側”對國際法發展形成了國際政治層面的實際約束。在國際法實定論下，不同類別國際法因所涉利益和價值的性質差異，以及法律屬性（普遍性或特殊性)的不同，其創新呈現的現實圖景、發展趨勢及因循路徑各有不同：共處國際法和共同體國際法可以獲得漸進式創新，與之相伴的，可能更多的還有制度中性化發展。同時，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通過“體系外建制”的路徑，仍然能夠在合作國際法這一類型上實現局域性的突破式創新。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創新趨向；共處國際法；合作國際法；共同體國際法

11.跨國追贓國際合作視域下資產分享制度研究

作者：王秀梅（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暨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

內容提要：資產分享是一項能夠促進國家間合作，在參與國相互妥協和讓步的基礎上達成的利益分配制度，具有明顯的利益導向性和激勵性，契合國際合作范式的務實導向趨勢。鑒于分享合作的行政程序性，與其說資產分享涉及主權讓渡，不如說其體現的是參與國對犯罪資產的自主處置權。盡管資產分享與資產返還都是實現資產追回的方式，但兩者是不同的概念。資產返還是將犯罪所得返還給請求國、原合法所有人或受害人，而資產分享通常是在無法確定資產合法所有人或受害人的情況下才適用。資產分享應貫徹積極和包容性理念，堅持區分策略與對等原則相結合，靈活運用個案分享協議模式的優勢。此外，在運用資產分享制度時，應參考國際法與國際慣例中有關資產分享和處置的原則，并結合與對方國家的合作關系，靈活適用優先返還規則和平等互利原則，以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關鍵詞：資產分享；跨國追贓；務實導向；國際合作

【科技法學新視野】

12.數智時代法律主體的三階解構與完善

作者：朱程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以往關于各類法律主體的認識多參照自然人身心理論（身心二元或身心一元)，數字智能技術動搖了這種參照。在一般意義上法律對權利能力的賦予是出于或基于倫理考慮的，對行為能力的劃分多出于理智、智能、認識能力發展等程度測算的，對責任能力的區分多出于或基于人類生命有限考量的。數智技術引發了“數智技術體”對自然人身心結構的三重沖擊：權利能力的去身體化、行為能力的算法替代、責任能力的歸屬黑洞。考慮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中的一個或兩個，無法回答數智技術對法律主體提出的挑戰，宜參照自然人身心結構，從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三個角度考察數智技術對法律主體提出的挑戰，以回應未來人類、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等的法律地位爭議。

關鍵詞：法律人格；人工智能；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

【法學新青年：探索與爭鳴】

13.行政法上的信賴利益衡量

作者：王子晨（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主流學說對信賴利益保護的衡量對象界定較為單一，而司法實踐卻呈現出多元化的衡量樣態。實踐中，人民法院除對相關利益進行綜合衡量外，還會結合過錯認定、瑕疵補正可行性以及糾紛化解路徑等因素，全面開展案件裁量工作。從理論與實踐互動的視角來看，后果考量的審判思路是推動人民法院多元衡量的表層動因，而其深層邏輯則源于傳統利益衡量理論存在固有局限，具體表現為該理論在適用過程中易出現公益與私益失衡、行政法規范與憲法規范銜接不暢等問題。對此，需引入利害調整的觀念，優化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中的利益衡量方法。首先，統一從行政法中尋找利益的保護基準，化解公益與私益在規范來源上的分離現象。其次，從法律規范中解析出具體的利害關系，并將其作為利益識別的起點。最后，借助基本權利的合憲性解釋作為輔助衡量的工具，以確保個案衡量的公正與穩定。

關鍵詞：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信賴利益；利益衡量；利害調整

《現代法學》由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主管，西南政法大學主辦，西南政法大學期刊社出版，是CSSCI來源期刊、中國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A）、AMI綜合評價A刊核心期刊、中國科技核心（Q2）期刊(社科卷)。

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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