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璧對判他死刑表示不服，要求上訴，毛主席：他貪污了多少錢？

1941年春，延安城外乍暖還寒。林伯渠剛剛收拾行裝，準備去棗園見毛澤東——手里那封薄薄的信，讓他難掩沉重。寫信的人叫肖玉璧，三年前還在戰壕里用四捆手榴彈炸開佳縣城門，如今卻被邊區高等法院判了死刑。理由只有四個字：貪污犯。

說起肖玉璧，老紅軍里無人不知。1933年，他在清澗參加紅軍游擊隊，個頭不高卻沖鋒最快。佳縣一戰，他幾乎用血把榮譽抹在胸膛；八七處傷疤，是邊區醫院老兵口中“走動的彈片展覽”。1935年，中央紅軍到陜北，他在零下十幾度的黃土高原迎接長征隊伍，那年他二十來歲，滿臉泥灰。

戰斗英雄的履歷，為他贏得群眾愛戴，也為他鋪好仕途。1939年調進延安，出任邊區貿易局副局長，掌管緊俏物資和稅票。按理說，這職務既體面又要命，清廉自守才能長久。可病榻上的牛奶故事，恰恰成為他心中揮之不去的“資本”——毛主席把每日半斤牛奶省出來給我，我就該有更大的舞臺。

幾次找組織“鬧情緒”不成，肖玉璧被下放回清澗，當上了張家畔稅務分局長。對別人來說是重用，對他卻像冷板凳。那陣子，地方貿易稀缺，縫紉布匹成了硬通貨。一個在國民黨軍中當師長的同鄉把整車布料托他打點銷路。肖玉璧心動了，“幫老鄉一把，順手掙點辛苦錢，問題不大吧？”——他暗自權衡，膽子一天比一天大。

三個月后，審計小組在賬冊里翻出了“天書”。大量稅票蹊蹺流失，庫款短缺三千多銀元。人證、物證一應俱全。1941年2月13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宣布判決：死刑。此時的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寫得清清楚楚，五百元以上便可槍決，尤其牽涉叛逃企圖，更無情面可講。

可肖玉璧不服。他覺得頂多就是降職、坐牢，怎么也輪不到掉腦袋。“我抗日立過功，毛主席知道我的。”庭審結束，他當場要求上訴。押回羈押處后，仍高聲嚷道：“我要見毛主席！”看守無奈，只能請來林伯渠。林伯渠見他雙眼通紅，也念及舊情，便答應代呈訴狀。

毛澤東接過那封信，眉頭凝成川字。他先問：“他到底貪了多少錢？”林伯渠回答：“三千零五十元，有賬可查?！泵珴蓶|沉吟片刻，又追問一句：“態度呢？”林伯渠如實相告：“他求去前線抵命，想戰死?！睔夥沼行┠?，窗外枯樹被寒風吹得沙沙直響。

毛澤東記得這個人。兩年前，他把自己的牛奶票交給醫院，就是為了救這位渾身是傷的老兵。那次分別時，他還拍著對方的肩膀說：“養好了再建功。”沒想到功未立成，卻伸手拿了公家錢。毛澤東放下茶碗，只說了一句：“紀律若松，一切無從談起?！?/p>

此話已是定音錘。4月，西北局復核維持原判。12月，清晨的棗園軍法處傳出三聲槍響，46歲的肖玉璧命喪刑場，隨他一同埋進黃土的，還有那封寫給毛澤東的求情信。

外界曾議論：3050塊大洋換一條老紅軍的命，值不值得？在戰火紛飛、物資匱乏的1941年，這筆錢可買三十多匹布、足以裝備一個連的棉衣，也能救活無數前線傷員。對個人或許是“小錢”，對缺衣少糧的邊區，卻是大窟窿。更重要的，是“風氣”二字。

彼時的延安正嚴厲整肅三風：貪污、浪費、官僚。毛澤東痛恨腐敗由來已久。1937年黃克功槍殺女學生，被判死刑，毛澤東力排眾議批準執行，晚間還在窯洞里點上油燈寫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四年后，面對另一位故舊，毛澤東作出的選擇與當年并無二致。

值得一提的是，邊區政府統計，當時干部貪污率約占百分之五。比例不算高，卻足以侵蝕抗戰根基。要想拖住日寇，先得堵住內耗。于是，肖玉璧的結局既是法條使然，也是政治需要；不殺，無法服眾。

有人感慨，戰功顯赫為何不能抵消過錯？答案在文件里：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到處貼著“無論功過，一律自治”的紅字。老英雄站在法律面前，并無特權。恰恰是因為他有名聲、有影響，若放過他，別人豈肯心服？這條邏輯，毛澤東比誰都明白。

站在今天的史料旁回看，可以梳理出幾層教訓：其一，戰爭時期的廉政制度，是確保后方穩定的重要防線；其二，論功行賞與執法必嚴從來不可對立；其三，個人的悲情并不一定能與歷史大局相抗。肖玉璧的故事雖然令人痛惜，卻在1941年的邏輯中自有必然。

綿綿黃土地，埋過太多忠骨，也掩埋過背棄原則的靈魂。3050元，寫出了抗戰大后方的艱苦，也敲醒了不少人。至于那封沒能換來新生的信，如今已無從尋覓，可落款處那行端端正正的名字，依舊提醒后人：革命成敗，不只在槍林彈雨，也在一條“廉”字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