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前，謝振華將軍得知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怎么處理的

1967年3月，汾河岸邊仍透著料峭春寒，一列軍列緩緩駛入太原東站，69軍軍長謝振華從車廂跳下，腳底的塵土裹著汽笛的余音。他的到來，意味著山西軍政格局即將改寫。

謝振華1916年生于湖南平江，抗日時在八路軍129師打過響當當?shù)姆鼡魬?zhàn)，解放戰(zhàn)爭中又隨陳賡縱隊轉戰(zhàn)太行。兩年多前，他率部抗洪，曾得到毛主席電報嘉獎，軍中上下對他的行事風格早有共識——雷厲風行，但不逾組織程序。

按照中央部署，各部隊就地“支左、支工、支農”。山西恰逢派性沖突尖銳，地方造反派把矛頭對向彼此，陳永貴作為省革委副主任兼大寨黨支書，躲不開浪尖。久而久之，將軍與這位“鐵漢農民”之間多了一份相互觀望的默契。

8月上旬，平遙縣城因會議變成火藥桶。新華社分社電話里只來得及擠出一句：“陳永貴被圍住了！”夜半，北京軍委作戰(zhàn)值班室把電話直接轉給謝振華。周總理的聲音低沉卻清晰：“務必保人，槍口抬高一寸。”短短十一字，分量千斤。

謝振華連夜調祁縣319團成立突擊分隊，自己帶一個加強營撲向平遙。午夜入城，街巷火把亂閃，雙方對峙劍拔弩張。解放軍列隊而行，沒有開槍，憑軍威與群眾工作把陳永貴護送出城。上車時，陳永貴握著將軍的手，只說了四個字：“終身不忘。”

風浪卻遠未平息。1968年秋，全國清隊整黨鋪開，山西“支左”領導小組收到一封來信：陳永貴抗戰(zhàn)時期曾任日偽村長并充當情報員。謝振華看完信，把信紙反折。“查實，再議。”這一聲囑托，讓在場干部心頭一緊。

北京軍區(qū)保衛(wèi)部劉旭受命抵昔陽調檔。舊名冊上果然寫著“陳永貴——每周二次赴縣城同憲兵隊聯(lián)系”。與此同時，昔陽老黨員趙懷恩的筆錄也擺上桌面：“當年日寇進村，沒人敢出頭，他去了，保住大伙口糧。”材料越聚越多，善惡參半，不是幾行字能蓋棺。

得知調查進展，陳永貴主動來見謝振華，兩人在機關小院對坐。陳坦言：“那幾年，鐮刀錘子藏胸口，頂著刺刀干事。”謝振華只是點頭，記下要點，沒有一句責難。談完，他送客：“先回去，好好干活。”

軍黨委很快碰頭形成兩條原則：一是史料落到紙面后再下結論，二是所有文件限于軍委與中央辦公廳，嚴禁外傳。隨后，副軍長李金時進京述職，專程向周總理報告此事。總理只說：“顧全大局，材料存檔，人可參會。”

1969年4月，黨的九大在京召開。陳永貴名列山西代表團，卻未進入主席團。外界揣測不少，知情者心照不宣——站位已說明一切。大會閉幕后，謝振華接過山西省主要領導擔子，除軍務外還派出四百名官兵支援大寨修建“友誼水池”，連自己的小兒子也被編進突擊隊。這種“公私兩不誤”的做派，在當時頗為罕見。

回望謝振華的處置過程，無一紙空文，也無情面交易：先保命，再核查，后請示，最后存檔。陳永貴的光環(huán)與瑕疵同在，能否出席九大，不是個人情分說了算，而須讓事實與組織原則對表。面對紛雜風云，一位野戰(zhàn)出身的將軍給出的，是軍事行動的果敢與政治程序的謹嚴，這或許正是非常年代里難得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