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汾河岸邊仍透著料峭春寒,一列軍列緩緩駛入太原東站,69軍軍長謝振華從車廂跳下,腳底的塵土裹著汽笛的余音。他的到來,意味著山西軍政格局即將改寫。
謝振華1916年生于湖南平江,抗日時在八路軍129師打過響當當?shù)姆鼡魬?zhàn),解放戰(zhàn)爭中又隨陳賡縱隊轉戰(zhàn)太行。兩年多前,他率部抗洪,曾得到毛主席電報嘉獎,軍中上下對他的行事風格早有共識——雷厲風行,但不逾組織程序。
按照中央部署,各部隊就地“支左、支工、支農”。山西恰逢派性沖突尖銳,地方造反派把矛頭對向彼此,陳永貴作為省革委副主任兼大寨黨支書,躲不開浪尖。久而久之,將軍與這位“鐵漢農民”之間多了一份相互觀望的默契。
8月上旬,平遙縣城因會議變成火藥桶。新華社分社電話里只來得及擠出一句:“陳永貴被圍住了!”夜半,北京軍委作戰(zhàn)值班室把電話直接轉給謝振華。周總理的聲音低沉卻清晰:“務必保人,槍口抬高一寸。”短短十一字,分量千斤。
謝振華連夜調祁縣319團成立突擊分隊,自己帶一個加強營撲向平遙。午夜入城,街巷火把亂閃,雙方對峙劍拔弩張。解放軍列隊而行,沒有開槍,憑軍威與群眾工作把陳永貴護送出城。上車時,陳永貴握著將軍的手,只說了四個字:“終身不忘。”
風浪卻遠未平息。1968年秋,全國清隊整黨鋪開,山西“支左”領導小組收到一封來信:陳永貴抗戰(zhàn)時期曾任日偽村長并充當情報員。謝振華看完信,把信紙反折。“查實,再議。”這一聲囑托,讓在場干部心頭一緊。
北京軍區(qū)保衛(wèi)部劉旭受命抵昔陽調檔。舊名冊上果然寫著“陳永貴——每周二次赴縣城同憲兵隊聯(lián)系”。與此同時,昔陽老黨員趙懷恩的筆錄也擺上桌面:“當年日寇進村,沒人敢出頭,他去了,保住大伙口糧。”材料越聚越多,善惡參半,不是幾行字能蓋棺。
得知調查進展,陳永貴主動來見謝振華,兩人在機關小院對坐。陳坦言:“那幾年,鐮刀錘子藏胸口,頂著刺刀干事。”謝振華只是點頭,記下要點,沒有一句責難。談完,他送客:“先回去,好好干活。”
軍黨委很快碰頭形成兩條原則:一是史料落到紙面后再下結論,二是所有文件限于軍委與中央辦公廳,嚴禁外傳。隨后,副軍長李金時進京述職,專程向周總理報告此事。總理只說:“顧全大局,材料存檔,人可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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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黨的九大在京召開。陳永貴名列山西代表團,卻未進入主席團。外界揣測不少,知情者心照不宣——站位已說明一切。大會閉幕后,謝振華接過山西省主要領導擔子,除軍務外還派出四百名官兵支援大寨修建“友誼水池”,連自己的小兒子也被編進突擊隊。這種“公私兩不誤”的做派,在當時頗為罕見。
回望謝振華的處置過程,無一紙空文,也無情面交易:先保命,再核查,后請示,最后存檔。陳永貴的光環(huán)與瑕疵同在,能否出席九大,不是個人情分說了算,而須讓事實與組織原則對表。面對紛雜風云,一位野戰(zhàn)出身的將軍給出的,是軍事行動的果敢與政治程序的謹嚴,這或許正是非常年代里難得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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