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副官王正均被捕，有人告訴他悔過能保性命，他是如何回答的？

犯人名叫王正均，在震驚海峽兩岸的吳石案里，他頂多算個不起眼的小角色，掛著副官的頭銜。

軍法處一開始的量刑挺有意思：判七年大牢。

理由看著也沒毛病：這娃才二十六，歲數小，上面指哪打哪，核心機密未必能輪到他知曉。

可老蔣掃了一眼，筆頭一動，駁回了。

七年？

做夢，改成十五年。

這還沒完。

沒過兩天，老蔣心里那股火越燒越旺，干脆親自下場再次改了判詞：殺。

一個小小的副官，怎么就把老蔣惹毛了，非得要他的命不可？

在保密局那幫特務看來，這小子簡直是“給臉不要臉”。

人剛抓進去，特務們其實心里有本賬。

負責審訊的人把話挑明了：“你就是個跟班，也就是吳石的從犯，只要低頭認個錯，命還能留著。”

這買賣聽著挺劃算：把你上線下線吐出來，嘴別那么嚴，就能活命。

畢竟大魚是吳石，這種小蝦米通常是抓大放小。

可王正均愣是不接這個茬。

哪怕皮鞭烙鐵輪番上，他嘴里蹦出來的永遠就仨字：“不知情”、“搞不懂”。

這下算是把老蔣徹底惹急了。

在那位看來，這種死硬到底的骨頭，比泄露情報本身更讓人心驚肉跳。

于是，1950年8月10號，臺北馬場町刑場那聲槍響，帶走了這個年僅二十六歲的年輕人。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拉，看看這年輕人到底什么來頭？

他是怎么一腳踏進這個漩渦的？

故事得從四年前那個讓人看不懂的升職說起。

1946年，王正均冷不丁在南京冒頭了，搖身一變成了國防部二廳的中尉。

這消息傳回福州老家，親戚們一個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堂弟王興后來回憶說，家里人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捋了一遍，也沒找出一個在部隊當差的。

一個窮得叮當響的小子，憑啥能混進核心情報圈？

說白了，這背后全靠一張精心織起來的“老鄉網”。

那會兒，地下黨想鉆進國民黨國防部，正好抓住了個竅門：福州人抱團，講究同鄉提攜。

巧的是，王正均隔壁住著個地下黨叫聶能輝。

更有意思的是，后來他在福州管新聞檢查時，鄰居換成了吳石身邊另一個副官——聶曦。

正是這條線，把他送到了吳石的眼皮子底下。

不過，王正均肯走這條道，絕不光是因為有人拉一把。

你要是翻翻他的老底，就明白他心里那是怎么盤算的。

王家祖上是讀書人，傳到他手里，窮得揭不開鍋。

抗戰那幾年，奶奶先餓沒了。

1940年，親爹也活活餓死。

人走了，家里連口薄皮棺材都買不起，尸首在堂屋擺了整整三天。

咋整？

王家做了個讓人心都在滴血的決定：把最小的妹子賣了。

買家是平潭那邊找童養媳的，換回來啥呢？

三十斤地瓜干，兩塊現大洋。

這才讓老爹入土為安。

就算這樣，日子還是過得緊巴巴。

為了混口飯吃，王正均沒辦法，求母校弄了張假的高中畢業證，跑到鄉下去干抄糧冊的苦力活，一個月換百十斤糙米。

在那樣的世道下，對一個讀過書、腦子清醒的年輕人來說，路只有兩條：

要么學老爹那樣窩窩囊囊餓死；要么把腦袋別褲腰帶上拼一把，把這個吃人的舊社會捅個窟窿。

王正均咬牙選了后一條路。

1949年8月，吳石去了臺灣。

王正均作為貼身副官，也跟了過去。

到了臺北，他接過了聶曦手里的活。

國民黨留下的檔案寫得明明白白，他主要負責在吳石和陳寶倉之間跑腿送情報。

陳寶倉畫的那些臺灣兵力部署圖、海防工事圖，全是從他手里過一遍，塞給交通員，最后轉幾個彎送到香港組織手里。

甚至到了1950年春天，地下黨那個頭目蔡孝乾叛變后，還是吳石派王正均去通知聶曦，再讓聶曦趕緊安排朱楓撤退。

就連朱楓那張特別通行證，都是王正均出面搞定的。

他在刀尖上跳了半年舞，一直到1950年3月被抓。

上刑場前，王正均給在臺灣當小職員的堂弟王灃（王正魯）寫了封絕筆。

信里沒說什么豪言壯語，全是交代后事的淡定。

“沒啥好說的…

全天下就當我王正均是不忠不孝的人吧。”

他托付堂弟把四嬸當親娘養，還特意叮囑，二妹王正椿是大姑娘了，“該給她找個婆家了”。

這封信后來幾經周折傳回了大陸。

一直到1950年年底，在永安工作的堂哥王興瞅見報紙，才知道王正均早就成了共產黨的人，而且人已經沒了。

那個為了換棺材賣掉的小妹，這輩子都沒音訊。

那個幸存的大妹王正椿，后來嫁了個解放軍干部。

聽說哥哥被評為烈士那天，這位吃盡苦頭的老太太哭了一整宿。

2011年，離那個充滿槍聲的清晨過去了六十一年。

王家后輩終于把王正均的骨灰從海峽對面接回了福州。

踩著飛機舷梯往下走的時候，七十多歲的王興眼淚止不住地流，對著手里的骨灰盒念叨：

“哥，咱到家了。”

這不光是一次歸鄉，更是遲到了半個多世紀的一個交代。

當年那個為了三十斤地瓜不得不賣親妹妹的窮書生，拿自己的命，給這個家族、給這個國家，搏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明天。

值不值？

凡是看懂了那個舊社會怎么吃人的，都會回一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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