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澤東晚年四個值班人之一，主席病危時，他的權(quán)力達到高峰

1976年9月8日清晨，中南海懷仁堂的燈光仍未熄滅。值班電話鈴聲斷斷續(xù)續(xù)，汪東興靠在椅背上，目光始終落在那扇緊閉的門上。有人低聲提醒：“汪主任，輪到您進去了。”他只是點點頭，推門而入，對病榻前的華國鋒與醫(yī)護人員輕聲說：“我來交接。”一句短短的話，道出了那段特殊時期值班人所承載的分量。

回到四十四年前，1932年，他才十六歲，就在弋陽的山坳里偷偷按下血紅指印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群山蒼茫，少年心里卻有一股火。不到一年，他跟隨紅十軍輾轉(zhuǎn)閩浙贛邊區(qū)，槍聲與饑餓交錯，膽子越練越大，身手也被戰(zhàn)火磨出來。兩年后，長征路上，他負責(zé)宣傳鼓動，不光會寫標語，還能抓緊空隙給戰(zhàn)士縫補單衣。那時沒人料到，這個沉默的青年將來要把一代偉人的安危攏在掌心。

進入陜北后，他被分到延河防司令部。沒多久，八路軍衛(wèi)生部缺干部，他被調(diào)去當(dāng)政治部副主任。白求恩來了，手術(shù)臺旁一站十幾個小時，他就在門口守著，不讓外人打擾。白求恩逝世那夜，他曾把棉大衣披到醫(yī)生肩上：“你們也要保重。”

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解放戰(zhàn)爭開啟，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處里多了一位年輕的警衛(wèi)處長。香山雙清別墅的青瓦白墻見證了他與毛澤東初次并肩的日日夜夜。戰(zhàn)局瞬息，他隨時端著沖鋒槍巡院落。有人問：“這么緊張？”他笑答：“主席不嫌吵，我也不怕累。”

1949年冬天，出訪蘇聯(lián)的專列在西直門緩緩啟動。三節(jié)車隊、一個連戰(zhàn)士，又暗中布下沿線橋梁守衛(wèi)。冰雪夜里，他披著那件自己做主裁縫的呢子斗篷給毛澤東送來熱水。列車搖晃，主席突然開口：“東興啊，咱們?nèi)ヌ四箍疲荒茏屓酥馈！彼麘?yīng)聲：“保證不走漏。”一句答復(fù)，等于在浩瀚西伯利亞上鋪了一層看不見的安全網(wǎng)。

進城以后，他的職務(wù)不斷更迭：公安部、江西省、中央辦公廳，年年換帽子，警衛(wèi)二字卻始終沒離身。他把全部精力都埋在“警”與“衛(wèi)”之間，外人看著官銜，自己盯著路線、口令、暗號和窗簾縫隙。1960年代中期，中央決定設(shè)四個值班人分時段守護核心領(lǐng)導(dǎo)，他成了其中最資深的一位。來中南海辦事，不管是副總理還是高級將領(lǐng)，都得先到他辦公桌前遞條子。江青也無法例外，只能在值班表上登記。

不得不說，那個年代的“值班”并非簡單守門。大禮堂燈泡要換、保健醫(yī)生輪崗、外事通報幾道鎖鏈傳閱，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可能影響主席健康與黨和國家大局。汪東興天天拎著半舊手冊，幾十條注意事項標紅，臨睡前再過一遍。他常說：“最怕的不是炸彈，是疏忽。”

時間撥到1976年。毛澤東身體每況愈下，外界風(fēng)聲復(fù)雜，醫(yī)護、部長、親屬、文件、情報，一股腦壓向這座小院。四位值班人輪番坐鎮(zhèn)，汪東興幾乎不離開紫光閣周邊。深夜，江青想進屋探視，他按程序攔在門口，語氣平靜：“請等指示。”對方重重哼了一聲，最終退后半步。那一刻，他手中的決定權(quán)到達頂峰，背后卻全是責(zé)任堆成的高墻。

主席逝世的凌晨，中南海里每個人都明白風(fēng)向?qū)⒆儭ＨA國鋒、葉劍英與汪東興在一間燈泡昏暗的小屋里商量。對話不多，節(jié)點分明。汪東興提出：“時間拖不得。”幾天后，反革命集團被迅速拿下，政局突轉(zhuǎn)。許多人事后驚嘆行動之利落，而他只說：“我做了自己該做的。”

1977年夏天，黨的“十一大”召開，汪東興被選為中央副主席。臺下燈光刺眼，他卻沒太多喜色。早年奔波留下的舊傷在作痛，走下主席臺，他揉著腰低聲念叨：“人還是那個兵。”三年后，他請求辭去職務(wù)，理由很簡單：年紀大了，需要新人接棒。組織批準，他輕輕放下重擔(dān)。

卸任以后，他常穿一身灰布中山裝踱過天安門廣場。12月26日一到，總會悄悄去紀念堂站上一刻。熟悉他的工作人員說：“老首長一動不動，像在站崗。”其實他只是用自己認得的方式，與過去對話。

2015年8月21日晨，百歲高齡的汪東興在解放軍總醫(yī)院病房里靜靜合上雙眼。病房窗外正下著小雨，護士說空氣里帶著泥土味，像極了他少年時紅土地的味道。儀式結(jié)束，人們整理遺物時，翻出那本破舊值班手冊，字跡依舊鮮紅，最后一頁停在1976年9月8日，那天的空白，被歲月默默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