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南下時,正趕上一場冷雨。沿途的稻田泛著水汽,車廂里衣衫單薄的隨行人員凍得直搓手,鄭維山卻緊握著新印好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神情專注。有人勸他歇會兒,他擺擺手:“路上時間寶貴,多背一段算一段。”
抵達宣城后,南湖農場給他分了一間舊瓦房,墻體潮得能擰出水。安徽的濕冷與河北大平原的干冷完全兩回事,夜里冷風順著門縫灌進來,只能靠炭盆取暖。警衛員計算過,那段時間他平均每天燒掉三十斤木炭,卻依舊裹著舊棉衣讀書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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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宣城并非全然陌生。負責安徽省日常工作的正是他的老部下李德生。李德生這段日子既要抓省委辦公,又要兼顧十二軍軍務,工作纏身,卻還是抽空跑了兩趟南湖農場。第一次見面,他只說了一句:“老首長,地方苦了點,將就過。”鄭維山笑著回答:“打仗那會兒沒有屋頂也睡得著,這里不錯。”
臨別時,李德生把有關鄭維山生活保障的問題寫成五條,連夜上報中央。信中強調了平津戰役中鄭維山“斷敵援兵、速成大局”的關鍵貢獻,并請示衣食起居能否照照老標準。毛主席看到報告后,用鉛筆在末行批下一句:“平津戰役有功,待遇不變。”字數不多,卻句句有分量。
批示下達,李德生立刻落實。第二天清晨,農場門口多了三張新面孔:一個警衛、一個秘書、一個炊事員。警衛站姿筆挺,炊事員背著兩口新鐵鍋,秘書懷里夾著十幾本剛從省圖書館借出的馬列原著。警衛笑著解釋:“首長,這是中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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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距平津戰役已過去二十一年。1948年新保安外圍的那場突擊,仍被毛主席稱作“三縱飛兵”的代表作。當年三縱夜行日趕五百里,硬是在敵人前面堵住104軍,一下打亂了傅作義的救援部署。鄭維山后來評價那一仗:“要么成功,要么腦袋搬家,沒有第三條路。”參謀們回憶,行軍途中他只吃了幾口炒面,反復測算山路距離,指針一移就重新估算到達時間。
聶榮臻對他的評價更直接:“三縱一到,石家莊無憂。”此話不是恭維。華北戰局緊繃的那幾天,前方態勢幾乎日日翻篇,好幾份軍報凌晨剛改完,上午就得重寫。電臺記錄顯示,周恩來在10月27日至10月30日間三次詢問三縱行軍位置,可見高層之焦慮。
1966年秋天,鄭維山赴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握手時,毛主席開門見山:“你是華北三縱的鄭維山?”得到肯定答復后,主席面帶笑容:“若無當年三縱飛兵,平津進程恐又一番波折。”一句話讓在場干部側目,誰料三年后,“待遇不變”的批示再次出現,情理之中,卻也讓人感慨。
農場生活仍舊清苦。水田邊蚊蟲多,鄭維山不肯特殊化,堅持一周勞動三天。插秧時,泥漿沒過膝蓋,工作人員勸阻,他揮手拒絕:“干部脫離群眾,書白讀了。”夜深后才點上煤油燈讀書。江南潮濕,紙張吸水變波浪,他干脆用書簽夾住,每翻一頁就壓實一次。
1972年夏,宣城爆發瘧疾,高燒不退的人滿病房。鄭維山也被感染,高燒四十一度。按照當時醫療規定,轉院需逐級審批。李德生重提毛主席批示,電話直撥北京。數日后,秘書江永固興沖沖闖進病房,“首長,中央批了,專機明早八點,去上海長征醫院。”鄭維山愣了下,隨后只說:“主席還記得。”
不得不說,老首長的聲望讓南湖農場上下都松了口氣。同行的醫生估算,那次若再耽擱兩天,瘧疾很可能轉為腦型。治療期間,鄭維山依然隨身帶著《戰爭與和平》,護士笑稱:“您都住院了,還研究兵書?”他擺手:“托爾斯泰寫的不是戰術,是人心。”
傷愈返場后,鄭維山在農場設了一個小型閱覽室,名字叫“滿城書屋”,取飛兵保定之意。書屋墻上掛著一幅聶榮臻舊照,旁邊一行手寫字:“快,準,硬。”據農場老工人回憶,這三個字他天天念,卻從未大聲提自己過去的戰功。偶爾有人問起,他輕描淡寫:“打仗時候的事兒,都翻篇啦。”
1978年冬,南湖農場進行結構調整,鄭維山身體已大不如前,但他還是主動負責小灌區排水方案。有人疑惑:“您怎么還這么拼?”他笑了笑:“過去拼命保衛城市,現在為莊稼護根,意義一樣。”
回看鄭維山在宣城的幾年,官兵私下常說:“這位老兵的戰功寫滿史書,可他做事卻像個普通農工。”或許正因如此,李德生那封請示才格外有分量,而毛主席那行批語也顯得自然——真正的功臣,從來無需過多粉飾,只要讓他心里有底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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