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將軍晚年生活沒保障，取暖、就醫(yī)成問題，給中央反饋才解決

一九八一年四月下旬，西安城連續(xù)幾日春雨未歇，灰瓦屋檐滴水成線。就在這個略顯清冷的午后，邱會作提著簡單的行李，悄然走進了自己在城南分到的那套平房。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任總后勤部部長、兼任副總參謀長的他，如今只是普通離休干部，新的生活從那一刻翻開第一頁。

邱會作生于一九一四年，參加革命時才十五歲。長征、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他都沖殺在前。新中國成立后，因在后勤建設中的突出貢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那時他不過四十一歲，卻已統(tǒng)籌千軍萬馬的補給線長達十余年。輝煌戛然而止，卻是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離審查。直到一九八一年，組織上落實離休政策，他才獲準赴西安安置。

彼時，中央正推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高級將領離退休待遇的劃分也逐步清晰：上將、中將享受大軍區(qū)正職工資，少將多數(shù)是副職標準。然而政策落地到個人，往往受制于地方財力、人事銜接等諸多環(huán)節(jié)。邱會作突遭身份巨變，生活水準驟降，這是制度磨合期中不少老同志的共同遭遇。

組織為他準備的一套六十平方米磚瓦房，配給每月一百元生活費，外加定量糧油票。若放在普通工薪階層，這并不算低，可對年過花甲、積勞成疾的老人而言，花銷遠不止此。書報定閱費、長話費、保姆工資、偶爾招待來訪老部下的茶水，都得從這筆費用里摳。邱會作對物質并不挑剔，倒是生活里的三件“小事”讓他犯了難：過冬取暖、看病報銷、洗澡方便。

西安冬季干冷。分房時有關部門口頭承諾“冬天包暖”，真正入住卻發(fā)現(xiàn)房內冷風直灌。請求加裝暖氣片無果，他自己掏錢買來小鍋爐，可煙囪排布不當，一夜之間滿屋嗆煙，連警衛(wèi)員都被熏得頭昏。改用蜂窩煤爐，第一次生火就因一氧化碳泄漏，全家險些出事。無奈之下，他多次向民政、公安等部門反映，文件往來不下十余次，最終才獲批固定供暖指標。

取暖暫告一段落，更棘手的是就醫(yī)。起初歸口省公安廳八處負責，后來交給民政，交接不清，致使五年間他每次生病都要自掏腰包。醫(yī)院按普通病房安排，床位緊張到連家屬都無法陪護。一次高燒住院，被要求先繳費，老伴冒雨奔走，報銷來回跑了三趟。回家時，雨水沿帽檐滴個不停，他只說了一句：“走長征路時挨過餓，這點兒算什么。”話雖輕，卻難掩失落。

事情拖到一九八七年底，西安已落初雪，院子里枯樹上結滿冰凌。邱會作給中央寫了一封電報，寥寥百余字：如今天寒，取暖煤未批，醫(yī)療費用報銷不明，盼組織體恤。電報發(fā)出次日清晨，省民政廳人員登門，先送來取暖煤票，又表示“醫(yī)藥費全部實報實銷”。這速度令在場老伴忍不住對丈夫說：“總算暖和了。”他只是點頭，似有釋然。

從此，情況逐步好轉。地方政府為他換了帶集中供暖的新房，干休所安排專車接送體檢，藥費直接在院內核銷，醫(yī)保卡也率先試點發(fā)放。雖然不復昔日顯赫，但生活恢復了起碼的尊嚴。他常自嘲：“我算半個西安人了。”

一九九二年，中央重新評定部分老同志的生活級別，邱會作被列入省軍區(qū)干休所集中照料對象。房間寬敞，冬天恒溫二十度，醫(yī)護與生活服務人員輪班照料，志趣相投的老戰(zhàn)友常來小聚，回憶抗戰(zhàn)歲月，或是討論后勤保障制度改革。偶爾提起早年艱難，他會感慨：“部隊后勤要先人一步，離休待遇也應如此。”

晚年的十年，是他波折一生里難得的平穩(wěn)階段。他會在院里種小菜，寫回憶錄，整理關于長征和抗美援朝補給線的資料。二〇〇二年七月，八十八歲的他因病在西安逝世。曾經(jīng)的坎坷并未抹去他對組織的信賴，他把最后一本筆記本留給干休所圖書角，扉頁寫道：“供后之事，后人當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