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鶴濱：毛澤東的保健醫師，主動辭職去蘇聯深造，主席三次挽留

一九五四年八月的清晨，北京站霧氣未散。月臺上，穿灰色中山裝的毛澤東握著一名青年的手，略帶歉意地說：“你要多久才能回來？”青年叫王鶴濱，眼里寫著既堅定又猶豫，“三年，我考研究生，早點回來。”火車汽笛拉長，送別的人群涌動，場面安靜而克制。

那并非兩人第一次握手。八年前，延安王家坪的土院里，毛澤東被臨時召來驗光。年輕的衛生科醫生王鶴濱提著驗光箱走進屋，緊張得忘了招呼。毛澤東放下筆，笑問：“多大了？”“二十二。”王鶴濱脫口而出。那次簡單的接觸，讓主席記住了這個靦腆的小伙子，也埋下了日后共事的伏筆。

時間要撥回到更早。王鶴濱，一九二四年生于河北白洋淀邊的王家莊。水網密布的葦蕩里，他打小跟著父親撐船捕魚，耳濡目染間聽到的是關于八路軍夜襲日軍據點的故事。抗戰全面爆發后，家鄉成了戰火前線，他十四歲從小學堂升級考試后干脆拿起筆桿，在安新縣政府當書記員，替抗日根據地寫文件、抄公文。

一九四零年秋，他考進華北聯合大學；一年后又轉入白求恩醫學院二期。戰局吃緊，學校幾經輾轉，西渡黃河，北上延安。川道里的柳樹店，窯洞頂生著野菊，那里便是中國醫科大學。五年制，本科生大都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王鶴濱勤奮得很。四六年還沒畢業，就被衛生部抽去前線醫院實習，主攻眼科——整個延安，也只他一名專業眼科醫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黨中央轉戰香山。王鶴濱已是香山門診部副主任。八月的一天，辦公廳通知：到中南海報到，兼任多位中央首長的保健醫師。前輩傅連璋鄭重叮囑：“這活不能疏忽，出不得一點紕漏。”王鶴濱捏著介紹信，心里敲鼓，卻也知道機會難得。

菊香書屋與紫云軒是毛澤東最常歇息的地方。新來的王大夫就近住房，夜里枕邊放著聽診器，隨叫隨到。第一頓工作餐，他拘謹得只顧低頭吃飯，主席夾菜給他，他卻滿臉通紅不敢抬頭。汪東興事后提醒：“跟主席吃飯，別讓老人家伺候你。”從那次以后，王鶴濱學會了先把菜盤轉到毛澤東面前，小動作雖小，卻暖了首長的心。

紫云軒光線偏暗，工作人員想翻修。毛澤東搖頭：“老屋子，有味道，別動。”一次他出外辦公，工人趁機動工砌墻。主席歸來，當晚就搬到游泳池旁的新居，氣得誰都不敢吭聲。直到幾年后，他才重新回到那座小院。王鶴濱感慨：“主席戀舊，住處像戰壕，換不得。”

繁重政務和抗美援朝的壓力，加重了毛澤東的體力消耗。王鶴濱清楚久坐傷身，動了腦筋：請高級護士教衛士們按摩，夜里替主席舒筋活血。后來又掀起“半根煙”行動：把香煙剪成兩截放進煙盒。幾天以后，毛澤東拿起煙盒笑罵：“咋少一半？”眾人默不作聲。主席想了想，點頭同意，“那就試試吧。”從此煙量減半，效果立竿見影。

緊張的日常也難免疏忽。五二年秋夜，王鶴濱離開玉泉山去中南海取藥，汪東興電話急催：“李訥發燒，快回！”“李訥”是暗號，指毛澤東本人。司機卻執意要在西單買零件耽擱片刻。等趕回，主席體溫已沖到三十八度八分。翁永慶暫時頂診，卻止不住毛澤東一句接一句：“王醫生怎么還不來？”王鶴濱邊進門邊自責，連手都顧不上洗，先推針退熱。幾天后，病情轉危為安，衛士們私下說：“主席罵人不多，可那天真急了。”

王鶴濱就是在這樣的高壓崗位上提出留蘇深造的。第一次請示，毛澤東擺手：“現在少不了你。” 第二次，仍是拒絕。第三次，他帶來詳細學習規劃，呈上科目清單。毛澤東沉吟良久，點頭道：“去吧，可三年內一定回來。”這才有了北京站的送別。

在莫斯科醫學院，他先用半年啃完俄語；隨后隨導師列斯金研究肌肉病理。實驗室燈火通宵，他常把顯微鏡當望遠鏡瞪著，筆記本寫得密密麻麻。關于“橫紋肌變性與寒冷應激反應”的假說便起于那時。一九五七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副博士。該年冬天電報傳來：“祖國需要人才，可以提前結業。”隔年春，他告別伊斯梅洛娃教授，回到北京。

回國后，他婉拒繼續留在中南海，理由很簡單：國家缺眼科專家，自己該到臨床一線。北京醫院給他一間窄小診室，他仍堅持每周三次手術，兩次門診。還受命陪同朱德元帥赴四川、隨彭德懷元帥出訪東歐九國，途中隨時會診，為外賓主治眼疾。六十年代初，他調入二機部醫院，主抓職業病防治；七十年代后期，又被借調至蘇州醫學院，兼任副院長，開展肌神經疾病研究。

資料顯示，他先后發表三十余篇論文，提出“橫紋肌病因鏈”模型，被同行戲稱“中國的沃爾德曼”。一九八五年辦理退休手續時，只帶走幾本俄文教科書和那只在延安用過的驗光箱。有人問他為何當年離開主席身邊，他笑了笑：“醫生要讀點書，手術刀不能只靠情懷磨礪。”

王鶴濱的名字，如今多見于醫學期刊和解密檔案。對許多老兵來說，他是那個在帳篷里點著煤油燈給大家做眼底檢查的“王醫生”；對歷史愛好者而言，他又是毛澤東身邊最早的專職保健醫師。兩重身份交織，將個人的青春與國家的命運悄然系在了一起。他用一生證明：白大褂和軍裝并不矛盾，救死扶傷與守護領袖，同樣需要無聲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