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珍把導游旗舉過頭頂時,白襯衫領子磨得她脖子發紅。這是國家配發的制服,料子粗糙,但必須挺括。2016年9月的平壤順安機場,她等待著那批從北京飛來的客人。
第一個走下舷梯的女人讓秀珍屏住了呼吸。
四十歲上下,拎著秀珍只在宣傳畫上見過的皮包,指甲是酒紅色的,在九月的陽光里反著光。她走近時帶來一股香氣——不是朝鮮肥皂的樸素氣味,是分層的、揮霍的香,像某種熱帶花卉在夜間整片整片地盛開。
“導游小姐?”女人說中文,眼睛上下打量她,“真年輕。就是打扮太……”她沒說完,但秀珍懂了。她的深藍色套裝,她扣到最上面的紐扣,她只用無色潤唇膏的嘴唇,都在說同一件事:樸素。
在開往市區的大巴上,秀珍背誦歡迎詞:“在偉大領袖的關懷下……”她的目光卻總被后排吸引。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正在涂口紅——不是偷偷抹,是對著小鏡子,仔細勾勒唇形。口紅的顏色是嬌艷的玫紅,襯得女孩的皮膚像雪。
秀珍的喉嚨發干。她想起自己唯一那支口紅,母親留下的,顏色已經發暗,她只在最重要場合涂一點點,用后必須立刻擦掉——培訓手冊第32條:“過分修飾外貌是個人主義表現。”
“小李啊。”愛馬仕女士忽然開口,“你們這兒能買到化妝品嗎?”
全車安靜下來。秀珍握著麥克風的手心滲出細汗。
“涉外商店有售。”她回答,心里補上一句:但你買不起。那些法國化妝品標價三百美元,相當于平壤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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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時,中國游客抱怨人參雞湯“太清淡”。秀珍保持微笑,心里計算著這一桌菜的價值:這只雞需要特別供應批文,這碗米是特級糧,這壺人參茶抵得上普通家庭一個月的副食配額。
飯后,她在洗手間多待了十分鐘。
愛馬仕女士在鏡子前打電話,另一只手涂抹著乳白色面霜。秀珍瞥見瓶身上的字母:LA MER。她知道這個——在涉外商店的櫥窗里,像神話一樣擺著,標價五百美元。
女人講完電話,挖了一大坨面霜涂在臉上、脖子上。然后,秀珍看見她做了件讓心臟停跳的事:她把還剩半瓶的面霜扔進了垃圾桶。
塑料瓶落下的聲音很輕,在秀珍耳中卻震耳欲聾。等洗手間空無一人,她走過去,從垃圾桶里撿出了那個瓶子。
瓶身還是溫的,殘留著陌生女人的體溫。秀珍擰開蓋子,乳白色膏體散發著淡淡的海洋氣息。她用指尖沾了一點,涂在手背上——膏體迅速融化,那一小塊皮膚變得柔軟光滑,在日光燈下閃著健康的光澤,像在嘲笑她臉上其余的、因長期營養不良而暗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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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大巴沿著統一大街緩行。車窗外,幾個朝鮮女性騎著自行車經過,都穿著長褲或過膝長裙——這是規定。
“這么熱的天,她們不穿絲襪嗎?”愛馬仕女士問。
秀珍一時語塞。絲襪?在平壤,尼龍絲襪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只在特殊商店用外匯券購買,供應量極少。普通女性穿棉襪,或干脆光腿。
“我國女性更注重內在美。”她最終說。
中國女游客們交換了一個眼神。那個涂口紅的女孩小聲說:“可是絲襪能修飾腿型啊……”
晚餐時,秀珍注意到女孩的絲襪。極薄,幾乎透明,在燈光下泛著細膩的光澤。女孩翹著腿,絲襪包裹的小腿線條流暢優美。幾個朝鮮男服務員上菜時,目光總是不自覺地飄過去。
秀珍感到一陣尖銳的刺痛。不是嫉妒女孩的美貌,是嫉妒她可以如此理所當然地展示自己的身體,可以如此輕松地獲得異性的注視——在朝鮮,女性吸引目光是需要克制的,甚至是危險的。
飯后,女孩找到她:“李導,送你個小禮物。”
是一雙未拆封的絲襪,包裝上印著日文。
“我看你們這兒好像買不到好的。”女孩真誠地說,“這個很透氣。”
秀珍盯著那個小盒子。她應該說“我們不能接受游客禮物”,應該上交組織。但她聽見自己說:“謝謝。”聲音小得像蚊子振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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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在凱旋門拍照時,愛馬仕女士把秀珍拉到紀念碑的陰影里。
“小李,幫個忙。”她壓低聲音,“我想買點真東西帶回去——野山參,上好的。商店里那些不行。”
秀珍的心臟狂跳起來。她懂。這個女人想要的是黑市貨。導游涉足黑市是重罪,最低十年勞改。
“抱歉,我不清楚。”秀珍說。
女人沒放棄。她從那只昂貴的皮包里掏出一個信封,塞進秀珍手中:“一點心意。你該買點好衣服、好化妝品,年輕姑娘要打扮自己。”
信封很厚。秀珍的手指隔著紙感受到里面鈔票的質感——人民幣,而且面額不小。
“我不能……”
“導游小費,國際慣例。”女人拍拍她的手,“晚上我來找你。”
她手里握著那個信封,像握著一團即將焚身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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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秀珍沒睡。酒店房間的椅子上,擺著三樣東西:那半瓶撿來的面霜,那雙未拆封的絲襪,那個裝著五千元人民幣的信封。
五千元。相當于她八年的工資。
她想起母親咳血時需要的那種進口藥,三百美元一瓶。她跪在醫院走廊求了三天,最終只拿到幾片替代藥。想起弟弟想要一雙能跑步的運動鞋,她在涉外商店櫥窗前站了三個月,最終買不起。想起自己那支快要用完的舊口紅,每次涂抹都要小心翼翼,因為再也無處可尋。
而現在,這筆錢能解決所有問題。
凌晨三點,她做了決定。打開信封,抽出五百元——這是“合理的小費額度”,上交后自己可以留一部分。剩下的四千五百元,必須退回去。
至于絲襪和面霜……她看著這兩樣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東西,忽然哭了。不是嚎啕,是眼淚無聲地涌出,滴在絲襪包裝盒上,暈開一小片深色的水漬。
她拆開包裝,取出那雙薄如蟬翼的絲襪。尼龍面料冰涼順滑,在手中幾乎沒有重量。她脫掉鞋襪,慢慢將絲襪套上腳,拉過腳踝,撫平在小腿上。
然后她站起來,走到房間的全身鏡前。
鏡中的女人有一雙修長的腿,被肉色絲襪包裹著,在昏黃燈光下泛著細膩的光。她轉身,側身,微微踮腳——絲襪改變了腿部的一切線條。接著她做了更大膽的事:脫掉外套,解開襯衫最上面兩顆紐扣,在鎖骨處抹了一點LA MER面霜。
鏡中人突然變得陌生。不再是那個穿著規矩制服、頭發一絲不茍的朝鮮導游,而是一個……女人。一個有皮膚光澤、有腿部曲線、有若隱若現鎖骨的年輕女人。
秀珍靠近鏡子,鼻尖幾乎貼上冰涼的玻璃。她看著鏡中自己的眼睛,輕聲問:“你是誰?”
沒有回答。只有窗外平壤的夜色,厚重、沉默,像一塊無邊無際的黑絲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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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機那天清晨,秀珍把裝錢的信封還給愛馬仕女士。
“對不起,我幫不了您。”她說。
女人驚訝地看著她,然后笑了:“你倒是難得。”她從信封里抽出一沓,“這些你留著,當交個朋友。”
秀珍數了數,一千元。還是太多了,但她沒再推辭。
涂口紅的女孩最后擁抱她:“李導,有機會來中國!我帶你去買化妝品,畫最漂亮的妝!”
秀珍微笑著點頭,心里知道這永遠不可能。朝鮮公民出國需要七層審批,旅游?那是另一個宇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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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駛離后,秀珍回到導游休息室。儲物柜里放著三樣東西:面霜、絲襪、一千元人民幣。她該把前兩樣扔進垃圾桶,該把第三樣全部上交。
但她沒有。
她將絲襪和面霜裝進塑料袋,塞進背包最底層。那一千元,她抽出兩百元準備上交,剩下的分開藏在襪子里、內衣中、筆記本夾層間。
那天深夜,秀珍在家里的衛生間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穿上絲襪,在腿上涂抹面霜,然后迅速洗掉。第二,把八百元人民幣藏進床板下的縫隙。第三,對著家里那面裂了縫的小圓鏡,用母親留下的舊口紅,涂了一個完整的、鮮艷的唇。
鏡中的女人望著她,嘴唇紅得像血,像火,像那個中國女孩的玫紅色口紅,像一切不該存在卻又真實存在的美。
秀珍看了很久,然后拿紙巾用力擦掉。擦到嘴唇發疼,擦到紅色褪盡,擦到鏡中人變回那個樸素的、規矩的、健康的社會主義女性。
但她知道,有些東西擦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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