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總理出訪，外國記者提無理要求，女外交官一句話盡顯大國風(fēng)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山城重慶的燈火連成一片，街頭巷尾討論最多的是接下來中國的出路。就在這座臨時首都最喧鬧的時刻，一位清瘦的年輕女子正抱著一摞英文資料匆匆穿過防空洞改成的走廊，她叫龔澎，29歲，新華社掛名記者，卻已開始參與中共對外聯(lián)絡(luò)。山城悶熱的夜風(fēng)吹亂了她的短發(fā)，誰也料不到，這位姑娘將在十八年后，于地中海彼岸的一場記者會上，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中國。

時針撥到1963年1月14日，周恩來總理率領(lǐng)中國政府代表團自北京啟程，展開橫跨亞非拉的友好訪問。沿途二萬多公里，十四國行程，被當時的國際媒體稱作“東方外交長征”。隆冬的京城寒氣逼人，但機艙里卻涌動著熱烈的談話聲。同行人員中，有一位額頭微汗、低聲對秘書交代材料的女士，正是新聞司司長龔澎。她出生日本、成長廣東，能說五門外語，此刻卻安靜地翻著各國記者的背景介紹，思考提問方向。

訪問前半段在阿拉伯世界進行。3月初，代表團抵達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當?shù)卣畡倓偨Y(jié)束殖民統(tǒng)治，百廢待興，對中國的獨立與自立抱有強烈好感。記者招待會臨近，場外攝像機的腳架摞成一排，氛圍友好而熱烈。然而，一名來自某西方電視臺的記者卻語帶傲慢。他舉手獲得提問機會后，先要求專訪總理，接著拋出一句：“采訪費用由中方支付，否則我的欄目無法安排播出。”會場頓時安靜。

龔澎輕輕抬頭，坐姿仍舊端正。她沒有等翻譯復(fù)述，直接用流利的英語回應(yīng)：“貴臺愿播出當然歡迎，但任何國家的電視熒屏都不是慈善盒子。若因費用錯過采訪，遺憾將留給你們自己。”一句話，聲調(diào)平和，卻絲毫不給對方留退路。翻譯將這段話譯成法語、阿拉伯語后，會場爆發(fā)掌聲，不少記者放下原本準備好的尖銳問題。那位西方記者臉色微紅，只得尷尬收回話筒。事后，他私下感嘆：“中國女外交官的風(fēng)度與鋒芒一樣出色。”

龔澎能有如此底氣，并非偶然。時間回到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冬雪掩不住街頭的怒吼。那天，燕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打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橫幅沖上街頭，站在隊伍最前面的，正是被譽為“燕大校花”的龔澎。風(fēng)雪撲面，她的喊聲清晰：“同學(xué)們，走！”那次運動，改變了許多青年的人生方向，也奠定了她一生的選擇。

1938年，她抵達延安。白天打綁腿、練射擊，晚上鉆進窯洞讀外文新聞。彭德懷需要英語秘書，朱德需要翻譯，《新華日報》需要外電摘編，她都能信手拈來。周恩來注意到這個沉穩(wěn)的年輕人，稱她“靜若處子”。對龔澎而言，那并非單純褒獎，而是一種提醒：越是國際場合，越要守得住分寸、拿得起風(fēng)骨。

1943年初冬，喬冠華從香港抵渝，加入《新華日報》。同樣的留學(xué)背景，同樣的犀利文筆，讓兩人迅速走近。戰(zhàn)時重慶空氣污濁，他們常在報館天臺對稿，夜風(fēng)吹動油燈，火星四濺。喬冠華偶爾因打字機卡紙而懊惱，龔澎抿嘴笑著遞上一張新紙：“慢下來，你的字誰也搶不走。”一年后，兩人步入婚姻，周恩來為他們證婚，毛主席揮毫寫下“天生麗質(zhì)雙飛燕”。

新中國成立，外交部誕生，三樓那間燈火常亮的辦公室屬于龔澎。她制定新聞發(fā)布會制度，主持例行吹風(fēng)會，被海外媒體稱為“永遠不慌的女士”。在信息極度匱乏的年代，她靠手繪圖與黑板報給外國記者解釋中國版圖和政策，常常一講就是兩小時。當時有個笑談：想學(xué)習(xí)中國問題，先去聽聽龔司長課。

1960年代初，世界局勢動蕩。新中國在聯(lián)合國席位尚未恢復(fù)，各大通訊社對中國報道常帶偏見。為讓更多國家了解真實的中國，周恩來決意踏上亞非拉之旅。“宣傳陣地，丟不得。”龔澎在行前會這樣提醒隨行記者。她的行囊里裝著最新制成的中英文資料冊，還特地備了幾條繡金邊的絲巾——她相信適度的優(yōu)雅，也是國家名片。

回到阿爾及爾的記者會。龔澎的回擊并未止步于那短短數(shù)句。散場后，她主動走到那名西方記者旁邊，用法語補了一句：“媒體應(yīng)該傳遞事實，不是明碼標價的商品。”對方一愣，旋即苦笑點頭。第二天，《阿爾及利亞共和國報》整版刊登了周恩來總理的照片與發(fā)言，署名正是那位記者。可見，職業(yè)自尊終能壓倒偏見和算計。

周恩來對龔澎的表現(xiàn)頗為滿意。飛往加納的專機上，總理輕聲說：“你今天回應(yīng)得很妥。”龔澎笑而不語，繼續(xù)低頭翻譯下一站材料。舷窗外是撒哈拉金色的沙浪，她心里卻裝著更遠的海洋。

1965年初春，北京西長安街仍飄著冷風(fēng)。新聞司會議室里，龔澎對年輕干部強調(diào)：“做新聞，是戰(zhàn)爭，也是建設(shè)。心里要裝著祖國，也要替對方著想。”她那身深色旗袍筆挺，語速不緊不慢，卻讓在座的男女記者紛紛挺直了腰板。

如果說外交場上她刀光劍影，回到家中便是另一幅景象。位于外交公寓的兩居室里，墻上掛著一幅小相框——兒子喬宗淮出生時，她用舊布片縫制的嬰兒衫。燈下，她給女兒喬松都梳辮子，偶爾用家鄉(xiāng)口音哼粵謳，孩子們笑稱那是“媽媽的小夜曲”。外人很難相信，這樣的母親能在凌晨三點的外交電報中準確捕捉到一個專有名詞的翻譯錯誤。

1970年秋，北京下起了第一場雪。外交大院里傳來噩耗：56歲的龔澎因腦溢血搶救無效離世。那一年，她本可隨團再赴聯(lián)合國，卻最終定格在病房。她的遺物中，除了厚厚的翻譯稿和未寄出的明信片，還有一本自小學(xué)起就隨身攜帶的英文詩集，書頁被反復(fù)翻閱，紙角已經(jīng)起毛。

1971年10月，聯(lián)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中國代表團走進聯(lián)合國大會堂，正是喬冠華在主席臺上振臂高呼。會后，他站在聯(lián)合國總部走廊的落地窗前，久久無語。隨團人員看見，他從西裝內(nèi)袋里掏出一張舊照——照片上的年輕女子一襲淡色旗袍，微笑淡定。那一刻，昔日并肩奮戰(zhàn)的身影，仿佛仍在耳側(cè)輕聲提醒：要讓世界聽見真正的中國。

龔澎沒有等到那一天，但她在阿爾及利亞的那句回擊，早已寫進了無聲的史冊。今天翻檢1963年那次出訪的影像資料，黑白畫面里，她穩(wěn)坐人群中央，目光從容，仿佛時間從未走遠。那份風(fēng)度與堅定，正是新中國外交在風(fēng)云激蕩歲月里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