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25日晚,華中抗大四分校燈光昏黃。剛下晚自習的趙運成被人拍了下肩,“小趙,出來一下。”對方是熟面孔——彭雪楓身邊的易正干。院子里只有秋蟲聲,易正干猶豫片刻,壓低嗓門:“師長……走了。”短短五個字,像悶雷砸在趙運成胸口。
人一下子僵住。他握緊褲袋里的鉛筆,腦子里卻閃回到五年前的那個午后。那時他只有十三歲,個頭還沒到彭雪楓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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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確山竹溝出發的東進隊伍在西華杜崗村會師。午后陽光刺眼,小小勤務兵趙運成正去街上采買。身后傳來一句:“小鬼,停一下!”他轉身,看見一位眉眼凌厲卻笑容溫暖的軍人。那人打量他幾秒,隨口問:“多大?”“十三。”“想不想挎匣子槍?”一句話點燃了少年心里的火。
同一天傍晚,趙運成才弄明白,對方正是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彭雪楓。聽肖望東詢問“當警衛員可愿意?”他連連點頭。報到后被編進警衛班,自此日夜隨行,匣子槍晃在腰間,也把命系在首長身邊。
幾周后,飯后散步的路上,彭雪楓忽然問:“參加革命,為的啥?”年幼的趙運成實誠:“能吃白面!”彭雪楓和張震哈哈大笑,卻拍拍他的肩:“白面是小事,咱得趕走鬼子。”又問:“挎槍圖個啥?”“打日本。”“打完呢?”“回家!”“不行,”彭雪楓搖頭,“革命沒完,還得干下去。”末了,他提筆把“趙運崇”改成“趙運成”——“運,是運動;成,是成功。要動起來,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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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皖南事變后,四師轉至洪澤湖畔半城整訓。戰事稍歇,彭雪楓在破廟里夜讀至更深;白天,他把警衛員叫來教認字。樹枝當筆,土地做紙。有天檢查作業,他發現趙把“我”寫成了“找”,便蹲下身耐心示范:“這是一橫一豎,少一筆可就走樣了。”趙的臉騰地紅了。教員隨即每天抽查筆記,“記不全的,中午站著吃飯”。這股子嚴中帶愛的勁兒,讓一群半大小子硬是啃下《時事月報》。
可少年兵的火氣也旺。1942年春,趙與鄧子恢政委的警衛員為一桶洗臉水爭得面紅耳赤,各自搬葦席把鋪位圍得嚴絲合縫。彭雪楓得知后,先問:“不團結,打仗能贏?”接著把眾人集合,只說一句:“把葦席撤掉,今天所有人把老鄉的房頂全部補好。”一天的勞作后,沒有人再提隔閡。當晚,彭雪楓在趙的日記本寫下兩行字:
“克己見長,交友以誠。”
墨跡未干,他叮囑:“常翻常想。”
同年秋,趙運成高燒四十度卻硬撐。夜里,彭雪楓推門而入,摸到他滾燙的額頭,急得直掉帽子:“咋不吱聲?”一盆熱水,一碗姜湯,師長親自端。病好時,他又被拉去試穿首長的干凈軍裝。這份如家人般的照料,讓少年心里暖得發燙。
1942年11月,形勢稍緩。彭雪楓把趙叫到辦公室,態度鄭重:“部隊缺干部,抗大招人。你去,好好念書。”趙嘴上答應,心卻舍不得離開。彭雪楓遞來一本日記本、一支鉛筆:“帶著。”院門口,他補上一句:“多讀書,回來挑重擔。”
抗大生活緊張卻充實。趙從拼音學起,用那支鉛筆在本子上寫滿《論持久戰》摘抄。1944年7月,彭雪楓到學校辦事,特地來看他:“臉圓了,字也順溜了吧?”趙請纓隨軍,“等你畢業,還有仗要打。”師長拍拍他的肩,轉身離去。誰料那一別成永訣。
回到現實,趙運成聽完噩耗,再也站不住,蹲在地上泣不成聲:“我原不該離開!”易正干把他扶起:“首長有吩咐,消息要保密。”夜風穿過操場,草葉沙沙響。趙攥緊拳頭,啞聲低語:“總得讓鬼子、讓反動派,付出代價。”
幾個月后,他提前結業奔赴前線,一路打到1945年日本投降;接著投入解放戰爭。隨身那本舊日記,本封已磨得起毛,扉頁仍是那兩行字。每逢疲憊、迷茫,他翻開看看,耳邊便響起師長低沉而篤定的聲音:“革命要成功,就得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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