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陳翰笙，為什么堪稱中國當代南亞研究的祖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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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培鈞

整理|楊倩

編輯|余佳軒

審核 |朱依林 單敏敏

圖源：網絡

陳翰笙先生（1897—2004）是一位跨越兩個世紀的博學多能的學者和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家，離開我們已經兩年多了。20世紀20年代，他曾經是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與李大釗、胡適等人共事。1926年，他經李大釗介紹去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的工作。1927年經鄧演達介紹，他在莫斯科結識了宋慶齡，并與她保持了畢生的友誼和革命工作關系。30年代,他在上海創建了中國農村問題研究會，帶領薛暮橋、陳洪進等一些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深入的農村調查。30至40年代，他在國內外重要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英文時評和專論，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和中國南亞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兩年來，國內已經有許多文章敘述他畢生對學術和革命事業的巨大貢獻，本文僅就他對中國南亞研究事業的貢獻做一個概括的介紹。

一、半個多世紀的忘年之交

1950年春，我從上海交通大學奉調到北京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報到，被分配到經濟研究室工作。當時，由于在建國之初，政府涉外部門和各國際問題研究單位均處于創建階段，圖書資料嚴重缺乏，而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卻保有多年以來采購的外國報刊雜志以及大量的工具書、學術著作和內部資料。此外，該研究室還聚集了不少從國外回來的國際問題著名專家，其中如研究室主任方善桂和國際金融科科長浦壽海，都是哈佛大學博士。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這種優越條件很自然地吸引了剛從美國回到北京并求“資”（訊）若渴的陳翰笙博士。

1951年春某一天，在李鐵拐斜街留香飯店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圖書館里，我初次遇見在閱讀外文報刊的翰老，不久我們便成了朋友。他熱情地為我這個年輕人介紹自己豐富的研究工作經驗。他教導我說，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首先要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懷有強烈的興趣；還有，要熟悉各種工具書和圖書資料，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收集到自己所需的資料。從此，我在翰老的關懷和指導下從事南亞研究，并曾一度直接成為他的下級和助手。

二、組建外交部南亞組

1951年6月，我被派往印度加爾各答中國銀行籌建和領導調研組，出版油印刊物《印度商情周報》和編寫各種有關印度經貿問題的專題報告。離開北京前,我去翰老家告別，他要我以后與他經常保持聯系。同年10月，翰老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成員訪問印度。11月初，當代表團抵達加爾各答時，我前往機場迎接翰老。隨后他在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館與我交談，告訴我他正在籌備一個研究印度和南亞國家的機構。

1952年春，我接到翰老來信，要我通過加爾各答中國銀行為他訂購印度各地出版的報刊雜志和一些圖書。后來我知道，當時他正在外交部內籌建一個專門研究南亞問題的小組。這個小組擁有兩個行政十一級的高級研究員，以及十名左右的中低級研究人員和資料員。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從事南亞研究的專門機構，它為我國的南亞研究事業奠定了基礎。

三、領導國際關系研究所南亞組

1956年11月，外交部國際關系研究所宣告成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講話。國際關系研究所由孟用潛任所長，翰老任副所長，分管南亞組。這個南亞組正是在原外交部南亞組的基礎上建立的，其研究范圍除南亞次大陸外，還擴大到東南亞各國；南亞組組長是追隨翰老數十年的陳洪進研究員。

從1956年到1961年，國際關系研究所南亞組存在期間，積累了有關南亞各國的大量圖書資料，并曾對南亞各國政治經濟形勢、印度大資產階級、五年計劃、土地問題以及國大黨等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可惜國際關系研究所在1962年進行了改組，把該所的研究對象局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南亞研究被轉移到其他單位。

經過翰老的推薦，我于1957年初由中國銀行總處調至國際關系研究所，在他和陳洪進研究員的指導下從事印度政治經濟的研究，直到1961年被調往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工作。1962年我離開外交部，去中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從事南亞問題的學術研究。

四、創建科學院世界史所

1963年，六十六歲的翰老受命創建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當時，世界史所坐落于建國門哲學社會科學部后院四號樓，我曾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極大的熱情處理各種學術上和人事方面的繁雜事務，并親自設計印度史的研究方向和計劃，為南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奠定了基礎。但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粗暴地毀滅了他設想的宏偉計劃。翰老被打入牛棚，趕到干校，承受了各種迫害。

五、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

北京大學南亞所的籌建

1974年，中聯部領導曾受命承擔一個重要研究項目，題為“印度革命為什么起不來？”筆者參加了這一項目。為了集中國內從事南亞研究的力量，項目領導從全國各地抽調南亞研究人才。這時便想到在北京“賦閑”的翰老。當我們前去調請翰老時，卻因故未能成功。可以說，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翰老被迫浪費了八年寶貴的光陰。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翰老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翰老曾對我說，他這個顧問不是擺設，而是事關重大就一定要真正"過問"。

1978年3月，我調離中聯部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同年6月，經社科院和北京大學領導商定，由雙方合建一個綜合性的南亞研究所，籌備小組由雙方派人組成。籌備小組組長為北大副校長季羨林教授，成員包括翰老、中聯部的林華軒、北大亞非所所長趙寶煦、社科院宗教所副所長黃心川、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員陳洪進和我。籌備期間，翰老提出各種建議，做出很大貢獻。四個月后，南亞所正式成立。建所以后，翰老繼續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并親自擔任研究生導師。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在積累了大量圖書資料，取得多種研究成果以及培養了數十名學有所成的研究生和年輕學者之后，于1985年被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而且更為不幸的是，這兩個南亞所分別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撤銷和兼并。

六、創立北京地區南亞問題座談會

1978年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籌備期間，季羨林、翰老、林華軒、陳洪進、趙寶煦、黃心川和我等人，為了活躍學術空氣，聯絡北京地區的南亞學者和研究人員，發起并召開“北京地區南亞問題座談會”，討論南亞地區形勢或各種學術問題。這種會議每年召開三四次。起先會址設在北京大學東語系會議室。中國南亞學會成立后，便由各主要理事單位輪流主持召開。這種討論會加強了北京地區各南亞研究機構的交流與合作。

七、辦實事的中國南亞學會名譽會長

1979年冬，中國南亞學會在北京大學正式成立，季羨林當選為會長，82歲高齡的翰老任名譽會長。他作為首任名譽會長，十分熱心于會務。他出席了從1979年到1991年在北京召開的四次年會，以及1984年在杭州召開的印度史討論會。參加這些會議時，他都在大會發言。1984年在杭州召開的印度史討論會上，他還參加了來自四川、遼寧、吉林和武漢等地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會。他是一個真正辦實事的名譽會長。

八、感人的人格力量

翰老作為一位正直、誠實的資深學者，具有十分感人的人格力量。這可以從下面兩件事例中得到充分證明。

其一，在反右高潮期間，國際關系研究所南亞組組長陳洪進研究員被劃定為右派分子后，全所大會對他進行批判。正值批判高潮中，翰老以無畏的精神走上講臺為他辯護。他說（大意），如果說陳洪進是右派，還不如說我是右派。因為我好比是“董事長”，陳洪進只是“經理”，真正出主意的是我。

其二，在1958年秋“大躍進”期間，浮夸之風盛行。有一天，剛從外交學院畢業的資料員小潘在一天之內竟然圈選了一年的英文報紙《伊拉克時報》，被所領導說成是“放衛星”。其實，這樣圈選的剪報肯定是廢品。正當許多大字報為之歡呼之時，翰老卻不顧形勢的逼迫和群眾的狂熱，在這些叫好的大字報中間貼了一張小字報說，“這不是躍進，而是躍井。”翰老的小字報立即受到許多大字報的圍攻。然而翰老這一反潮流的行動正好反映出他的正直、勇敢和無畏的人格。

九、偉大的南亞問題學者

大家知道，翰老不僅是一位博學多能的專家學者，而且又是一位傳奇式的革命家。他的一生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南亞研究只不過是他畢生成就的一個側面。然而，僅就南亞研究而言，翰老不愧為中國乃至世界南亞學界的一位偉大學者。

1996年10月，北京社會科學界在人民大會堂為翰老舉行百年華誕慶祝會。會上散發了CheHan Seng's Writings 1919—1949。這部長達618頁的文集囊括了翰老從1919年至1949年期間用英文撰寫的著作、論文和書信近200種。另外，翰老還有200多種中文的著作和論文等。這些中英文論著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翰老于20世紀40年代完成的一部關于南亞地區的經典性學術著作：Ecological and Agrarian Regions of South Asia，circa 1930 edited by Daniel Thor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arachi，1996 (《南亞的生態和農業區域》)。這一經典性的學術著作，是翰老在自己于40年代在英屬印度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寫成的。后來，經過他的好友丹尼爾·桑納夫婦（Daniel Thorner and Alice Thorner）半個多世紀的努力，終于在1996年交付巴基斯坦卡拉奇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一部經典著作的出版，包含了中美兩國南亞學者之間的一段佳話。這要回溯到抗日戰爭時期。當時，身在國統區的陳翰笙因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于1944年前往印度，到德里大學遠東研究室部工作，并兼任該大學評卷人（reader，相當于副教授）。當時，作為美國租界法案駐印代表團成員的丹尼爾·桑納恰好也在德里，對南亞次大陸復雜農業區域的共同關注使他們很快成為知心朋友。在這一段時期里，翰老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調查研究。他不僅廣泛閱讀有關文獻資料（其中包括篇幅浩瀚的林利恩戈小組向皇家農業委員會提出的20卷《證詞》），并且深入到印度各地農村進行實地調查。他還訪問和結交印度有關各界人士，其中接觸最多的是印度著名農民運動領袖蘭加（N.G.Ranga），他們常常同去印度各地農村旅行。桑納夫人后來回憶翰老進行印度農村調查的情況時說，"陳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他注意到每一件事，并能記住每一件事。"

1946年二戰結束后，翰老離開印度去美國幾所著名大學做教研工作，其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1948年，丹尼爾·桑納回到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助理教授并參加該校的南亞區域研究項目的工作。他提議聘請翰老為高級研究員，編寫《南亞次大陸農業區域》書稿，得到項目負責人、著名梵文學者布朗（W.Norman Brown）的批準。

1951年，翰老在離美國回前把兩本已完成的書稿交給桑納。從此，桑納及其夫人為編輯出版這部經典著作經歷了種種艱辛和周折。桑納原來計劃于1952年去印度。但是，在他出發前受到調查拉鐵摩爾親華活動的麥卡倫委員會的傳訊，他因拒絕合作而耽誤了行期。1952年10月，桑納夫婦到達印度，在孟買從事印度土地關系的研究，直到完成了他們的著作《印度的土地與勞工》(Land and Labour in India)。1960年，已在國際南亞學界負有盛名的丹尼爾·桑納應邀去巴黎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隨后又當選為終身教授。在那里他結識了該院制圖室主任伯丁（J. Bertin），他倆商定要為翰老的書稿制作附圖。但是，桑納與若干出版商聯系出書的事卻因成本太高而未能成功，直到1974年他不幸去世。于是，這部經典著作的出版任務便落到了同樣是美國著名南亞學者的桑納夫人愛麗絲身上。

1975年，愛麗絲·桑納帶著翰老的書稿和附圖來到印度。印度社會科學理事會(ICSSR)理事兼秘書納伊克(F.P.Naik)在得到這部書稿后深感興趣。他召集了尼赫魯大學的一些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對此書稿進行了評估，決定出版。該理事會為此與德里的一家出版商聯系。但是，當出版商將書稿和附圖送交印度測繪局(Survey of India) 審查時，卻發生了許多麻煩。這一次，翰老書稿的出版努力又一次落空。多年之后，愛麗絲將書稿從印度社會科學理事會取回并交付新德里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然而該出版社與印度測繪局的再次協商又告失敗。最后，終于由巴基斯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經典著作。

翰老的這部著作出版后，得到國際南亞學界的高度評價。丹尼爾·桑納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它提供了“對南亞區域差別最全面最深刻的資料”。該書對南亞21個農業區域所作的詳圖只有哈比布(Irfan Habib)著名的《莫臥兒帝國地圖集》(At- las of Mughal Empire)才可以與之媲美。

翰老這部經典著作的出版，終于給這段經歷半個多世紀的中美南亞學者合作的佳話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作者簡介：孫培鈞，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整理自《南亞研究》2006年第2期，原標題為《陳翰笙先生對中國南亞研究事業的巨大貢獻》

編輯：余佳軒

審核：朱依林 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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