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唯一的“兒子”：只和總理見過一面，隱姓埋名40年鮮有人知

1978年9月，紹興市委黨史室在清點舊檔案時翻出一本泛黃的來訪登記簿。第一頁上，遒勁的鋼筆字寫著“沖過錢塘江，收復杭嘉湖——周恩來題”。工作人員一愣：周恩來在紹興還有過這番題字？順著字跡往下翻，又見“王戍”二字，身份欄標著“表侄義兒”。這一行模糊筆跡，把眾人拉回到三十九年前的春天。

1939年4月5日，正值陰歷三月初七。紹興東湖的水面被細雨劃開，幾乎沒有游客。周恩來秘密回鄉，先到位于東菜市的王家老宅。那天傍晚，燈油味和酒香在堂屋里交織，王子余特意以家宴代替正式會面。小小的圓桌邊卻坐著紹興縣臨時參議、綢緞莊東家以及塾師老趙，人人壓低嗓子談抗戰，怕隔墻有耳。

席間，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推門而入。他先向祖父行禮，再抬頭望向那位氣度沉穩的長者。少年叫王戍，正讀紹興府中學堂。他本想悄悄退下，卻被祖父喊住。周恩來遞過一只溫熱的茶盞，目光柔和：“來，坐著聽大人們講話也是收獲。”少年點頭，小心翼翼落座。

飯后，大人們繼續商議情報聯絡的細節。夜色深了，王戍跑進內院，悄聲說：“門口有兩個人一直盯著。”桌上空氣瞬間凝固，王子余眉頭緊鎖。周恩來卻放下茶杯，輕聲回應：“沒事，他們看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一句話，讓屋里重新安靜。

第二天，王戍跟隨周恩來乘烏篷船赴禹陵。江面霧氣未散，少年忍不住講起“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講得眉飛色舞。周恩來聽完，補上一句：“治水之外，大禹還教百姓種稻，你記得嗎？”王戍搖頭，再追問。船舷輕晃，周恩來順勢講起歷代水利與農業的關聯。少年越聽越專注，連灘頭的青石都忘了看。

祭祖、游覽結束后，親友又在王宅擺宴。一陣觥籌交錯后，族人輪番求字。周恩來抬筆走龍蛇，給王戍寫下“沖過錢塘江，收復杭嘉湖！”少年捧字發愣，忽然鼓起勇氣拉父親到廊下：“替我說句話，讓表伯帶我去打鬼子。”王貺甫苦笑，卻還是回屋轉達。周恩來端坐燈下，聽完抬眼看少年：“現在你的任務是讀書。”頓了頓，他又補上一句，“肯做我干兒子嗎？”

堂屋中蠟燭輕跳。王戍躬身，一字一頓：“干——爹！”眾人都為這份莊重歡喜。周恩來拿出十塊銀圓塞進少年的布包，再寫一行字：“乘長風破萬里浪！慕向表侄義兒 周恩來。”那是兩人留下的唯一合影與題詞。

不久，國民黨特務封鎖更緊，周恩來離開紹興。出城前，他又寄去一張身著八路軍軍裝的小照，背面標明日期“廿八·四·五”。照片之后，兩人再無謀面。王戍隨父親輾轉福建，在福州一家商埠做學徒，白天搬箱記賬，夜里躲在油燈下啃《解析幾何》。1944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成了家族第一個大學生。

上海解放前夜，市面緊張，人心浮動。王戍卻做了一個干脆選擇：參加南下服務團，隨軍抵閩。十年求學，四年戰火，他一直記得烏篷船上那句話——“現在的任務是讀書”。1950年，他被調到福建省工業廳下屬技校，后來改辦為建筑工程學院。講課用粉筆也好，用磚頭示范也罷，他總愛先強調一句：“設計要為民生，不為耀眼。”

同事們只當他是普通知識分子。偶爾聚餐提到周總理，他沉默地端茶。1964年，父親王貺甫出差北京，終于見到日理萬機的總理。二十分鐘寒暄中，周恩來只說一句：“別給孩子添麻煩，別讓他因我而停步。”老父回閩轉述，王戍點頭，合上那張軍裝照，再無聲張。

不顯山不露水的日子一晃二十余年。院里年輕教師議論中央領導的逸聞，他仍舊笑而不語；學生邀他題字，他總推托“字丑，不寫。”直到那本來訪登記簿在1978年被發現，組織部門循線找到福建，王戍的身份才浮出水面。面對調查人員，他只淡淡一句：“表伯當年有言，不可炫耀。”

1980年，紹興邀請王戍回鄉參加地方志座談。他站在禹陵石階上，低頭看苔痕，許久無語。那塊題詞匾額早已不存，東湖水面卻依舊平靜。同行的縣委干部拿出相機，他擺手，轉身走進細雨里。

王戍晚年整理講義時，只在扉頁貼上那張1939年的軍裝照。照片背面四行小字，被時間磨得發白，卻仍能辨認：“慕向表侄義兒存念 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