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晚年重用回回大臣打壓蒙古勛貴，帶給后人哪些警示？

在《 》一文中我提到了元朝權勢最為顯赫的阿拉伯人賽典赤家族的相關歷史，通過其姓名“賽典赤”可知，他們是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因此他們被穆斯林世界認為是“圣裔”擁有很高的地位與威望，這種宗教造神的“圣裔”身份地位高得嚇人，走到哪兒都被穆斯林敬重，號召力爆棚。

元朝時期，大批西域色目人（主要是中亞、西亞的穆斯林游牧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探馬赤軍雇傭兵，跟著蒙古鐵騎往東方中華地區(qū)打，目標就是滅掉漢人的大宋王朝。其中的賽典赤家族最為突出，他們不僅是中亞布哈拉地區(qū)的烏孜別克部族，還融合了阿拉伯人穆罕默德血統(tǒng)，是西域色目人里的頂級代表、領袖級人物。

正因為賽典赤家族有這么強的號召力，他們的擁護，讓大批西域穆斯林部族就蜂擁而來，跑到東方幫蒙古人打大宋。賽典赤家族則成了蒙古人與這些色目雇傭兵、仆從軍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梁和中間人。靠著拉來的大量西域兵馬和色目仆從，蒙古人滅亡南宋的戰(zhàn)爭才終于順利的結束。

后來元朝政府論功行賞，把富饒的云貴高原（也就是云南行省）直接賞給了賽典赤家族，讓他們世世代代掌管。賽典赤·贍思丁本人被任命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相當于省最高軍政長官），他兒子、孫子、后代幾乎把云南的達魯花赤、平章政事等要職全壟斷了，軍政大權牢牢抓在手里，權勢滔天，甚至后來還追封他為咸陽王爵。

但是，賽典赤家族的權力從來都不只有云南行省一個地區(qū)，而是遍布元朝中央和各省地方，這也是我本篇要補充的內容。

1、皇帝重病，賽典赤·伯顏權傾朝野

賽典赤家族在元朝中央、西北、西南、華南均有高官，父子兩代尤為突出，據(jù)《元史》等史料，賽典赤的五個兒子在元朝都身居軍政要職，且多與蒙古的王室宗親成員聯(lián)姻通婚，遍布地方與國家中樞：

長子納速剌丁，不僅擔任過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陜西行省平章政事，還進入中央，出任中書省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直接參與元朝核心軍事中樞的決策。次子哈散，出任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掌管廣東一地的軍政大權，民政、軍務一手抓。

三子忽辛，歷任云南行省右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還做過云南諸路轉運使、陜西行臺御史中丞，既管地方行政，也負責監(jiān)察要務。四子苫速丁·兀默里，擔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繼承家族在云南的根基與治理重任。五子馬速忽，官至云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執(zhí)掌云南地方軍政大權。

從賽典赤·贍思丁所生的這第二代五兄弟的任職情況可以看出：賽典赤家族雖然根基和主要影響力在云南行省，但到了他兒子這一輩，勢力范圍已經(jīng)明顯向外擴展，開始在陜西、廣東、江西等多個行省擔任關鍵要職，不再局限于云南行省一地。

等到了第三代（賽典赤孫子輩），家族影響力更是進一步擴散到全國范圍：族人不僅在全國各地行省擔任高官，還有不少人進入元朝中央，甚至做到宰相一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長子納速剌丁之子——阿不·伯克兒，忽必烈賜名伯顏，后世常稱“賽典赤·伯顏”（承襲祖父尊稱）。

賽典赤·伯顏先任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江西行省左丞、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一路做到地方大員，至元三十年（1293）升中書省平章政事，元成宗鐵穆耳即位后他被任命為中書省平章之首（底萬長官），成為核心副宰相之一，協(xié)助丞相掌全國政務，是回回色目人里少見的中樞重臣。

賽典赤·伯顏前后在中書省任職長達十余年，貫穿元世祖晚年到元成宗時期，1294年，忽必烈駕崩，他奉召把出鎮(zhèn)漠北的鐵穆耳（后來的元成宗）接回開平即位，是助力鐵穆耳繼位的關鍵執(zhí)行人。

忽必烈晚年已經(jīng)連曾經(jīng)與自己一起打天下，甚至是兒時舊友都不再相信，他不僅罷免了許多漢人大臣，甚至許多蒙古親王勛貴也被遭到他的猜忌。他把日常朝政、全國行政、財政、地方行省調度都交給年輕的回回色目人賽典赤·伯顏負責處理。

忽必烈在自己病重的時候，還安排賽典赤·伯顏參與顧命、護送、穩(wěn)定朝局的工作，讓他去迎接鐵穆耳回京繼位登基，告訴所有人(漢臣和蒙古勛貴)，賽典赤·伯顏是自己欽定的顧命大臣，由他輔佐新君。

然而，元成宗鐵穆耳在位一共13年，登基沒過多久，身體就開始一直很差，常年臥病、很少上朝，根本沒法親自處理繁重的朝政，后來更是大病不斷，連日常理政都難以支撐，所以朝廷里大大小小的政務都交給了卜魯罕皇后和伯顏二人處理。

因為這個原因，賽典赤·伯顏得以長期主持中書省日常政務，元朝全國的行政、財政、人事、調度等關鍵事務，基本都由他牽頭處置、奏報裁決。元成宗久病不視事，相當于把朝廷實權、日常國政都托付給了伯顏，他就是當時朝堂上實際主政的核心人物，權力極重、地位無人能及。

在這13年的時間里，賽典赤·伯顏在元成宗病倒不理朝政期間，都做了什么？

此時元朝皇帝名存實亡，賽典赤·伯顏憑借中書省大權，大肆提拔、安插西域色目和阿拉伯回回出身的官員，從中央到地方形成龐大勢力，不僅重用同為回回的阿合馬余黨、西域色目官僚，還將大量色目親信安插于行省平章、轉運使、鹽課、財政、監(jiān)察等關鍵職位，尤其對回回商人、西域富商多方庇護、給予貿(mào)易與稅收特權，使色目集團在行政、財政、商貿(mào)領域全面滲透，徹底打破蒙、漢、色目三方平衡，形成以他為首、獨攬朝政的色目回官集團。

大德十一年（1307），雖然在位十余年、但卻長期重病纏身的元成宗終于駕崩，朝局瞬間陷入權力真空。而長期獨攬中樞大權、羽翼已豐的賽典赤·伯顏，其政治野心也在此刻徹底暴露、膨脹到極點。

他公然與卜魯罕皇后、左丞相阿忽臺等人勾結密謀，決意擁立長期鎮(zhèn)守西北、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宗王安西王阿難答繼位元朝皇帝之位，企圖借助阿難答的伊斯蘭宗教傾向與軍事力量，徹底掌控朝政。

阿難答是元世祖忽必烈嫡三子秦王忙哥剌的嫡長子，統(tǒng)轄唐兀之地（今寧夏、甘肅、陜西等地），世襲安西王，同時兼領秦王爵位，手握雙印、位極宗王，是元朝鎮(zhèn)守西北的最高軍政首腦。他統(tǒng)轄陜西、寧夏、甘肅全境，勢力南及四川、西控吐蕃、西北抵達吐魯番，掌控整個西北戰(zhàn)略要地；麾下手握重兵十余萬，長期主持西北邊防、節(jié)制諸軍，在當?shù)剀娬谎跃哦Α⑸鷼⒂鑺Z，乃是割據(jù)一方、權傾西北的“西北王”，根基之深、兵力之強、地盤之大，在元朝宗王中極為罕見，具備直接問鼎皇位的雄厚資本，且早已野心勃勃。

阿難答身為安西王、鎮(zhèn)守西北，自幼因父親常年征戰(zhàn)、疏于管教，又早逝缺位，加上養(yǎng)母暗中灌輸伊斯蘭教思想，最終成為虔誠的穆斯林。他的王府地處西北前線，胡商往來繁雜、人員成分混亂，他甚至強令麾下將士與王府眾人皈依伊斯蘭教。

阿難答深知朝中回回權臣賽典赤·伯顏勢力龐大，便長期與其暗中勾結；而伯顏也看中阿難答手握重兵、宗教立場相近，于是與左丞相阿忽臺等人合謀，打算趁元成宗駕崩、皇位空虛之際，擁立阿難答登基。

但是他們的陰謀很快敗露。自幼受漢人儒學思想，拜漢人大儒為師的愛育黎拔力八達(后來的元仁宗)與海山（后來的元武宗）搶先發(fā)動宮廷政變，將這一集團徹底鏟除。最終，賽典赤·伯顏、阿忽臺等人被當場誅殺，阿難答也被賜死，黨羽盡數(shù)清算，這場勾結西北宗王、妄圖以伊斯蘭教干預皇位的政變陰謀，以主謀全部被一網(wǎng)打盡、身敗名裂而暫時失敗。

2、打壓自己同族功勛，卻給回回做嫁衣

盡管賽典赤·伯顏與阿難答等穆斯林勾結謀逆、妄圖改元國本，讓中華大地淪為伊斯蘭教國家的陰謀策劃最終未能得逞，但這一事件也給后世留下了極為深刻、極為沉重的警示：任何時候都必須警惕外來宗教勢力與地方軍閥、朝中權臣相互勾結，警惕利用皇位更迭、皇權真空之機染指國政、顛覆祖制、動搖中華根基的圖謀。

這場險些讓中華文明陷入傾覆之災的巨大隱患，其最早的埋雷者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對此有著無法推卸的根本責任。

他自以為可以通過打壓漢人士大夫與蒙古勛貴，人為制造蒙古、漢人、色目三方相互牽制的政治格局，從而牢牢掌控皇權。在他眼中，色目回回作為外來的第三方力量，既無蒙古勛貴的軍權，也無漢人群體的龐大基礎，最易操控、最不易威脅皇權，因此刻意將其抬升，用以制衡蒙古宗王與漢臣勢力，防止任何一方獨大坐大。

然而，這一系列操作，本質上都是忽必烈晚年猜忌深重、權術濫用的昏庸之舉。

他機關算盡，卻完全沒料到：繼位的元成宗鐵穆耳身體孱弱、常年重病，根本無力親理朝政，最終將中樞大權幾乎盡數(shù)托付給賽典赤·伯顏一人獨掌。色目回回勢力借此急劇膨脹，徹底打破了他原本設想的三方制衡格局，使得政治平衡全面崩壞，朝政愈發(fā)失衡、派系傾軋加劇，為元朝中后期的政局的全面動蕩埋下了深重禍根。

總而言之，忽必烈想要平衡各方勢力、鞏固皇權，初衷本無可厚非，但他采取的手段過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淺。元朝的統(tǒng)治根基，本就建立在蒙古宗室與廣大漢人群體之上，蒙古大汗之位更是依靠蒙古勛貴與漢軍世侯浴血奮戰(zhàn)得來，這才是他立足的根本。可為了制衡同族與漢臣，他竟刻意疏遠親族、重用色目回回勢力，天真地以為這類群體無根基、無兵權、易于操控。殊不知，一旦皇權出現(xiàn)更迭、繼位者孱弱，被他一手抬舉的色目集團便會趁機坐大，甚至借助境外勢力影響滲透朝堂、圖謀顛覆國本。以史為鑒可知，集權之道重在鞏固根本、壯大同族根基，而非一味打壓自家人、輕信外來勢力。否則終將淪為孤家寡人，讓朝堂被異己集團把持，給國家與文明帶來難以預料的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