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評價周總理：傾力擘畫建國事務，為新中國誕生奠定基礎

1927年8月1日凌晨2點，南昌城頭槍聲驟響。

29歲的周恩來站在起義指揮部，手里攥著一份名單——兩萬人的武裝，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的第一槍。

沒人想到，這個從天津南開走出來的青年，會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成為新中國誕生最關鍵的操盤手之一。

1924年，周恩來回國第一件事，就是去廣州。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個職位聽起來不算顯眼，但他干的事不簡單——把一支舊式軍隊改造成革命武裝。

那時候的黃埔軍校，學生多，思想亂。有人信三民主義，有人信共產主義，還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周恩來不講大道理，直接辦訓練班，編教材，把政治工作滲透到每個連隊。他甚至親自帶學生演話劇，用舞臺劇講革命道理。這套打法，后來成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底子。

但好景不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動手了。大屠殺開始，血流成河。三個月后，汪精衛在武漢也翻臉。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共產黨人被逼到了墻角。

往哪走？

7月下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武漢開會，拍板一件事：在南昌起義。會議指定周恩來為書記，組成中共前敵委員會。這個決定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從此共產黨要有自己的槍桿子。

周恩來接到任務，立刻動身。從武漢到南昌，300多公里水路，他一路盤算：兵力怎么調，時間怎么定，萬一失敗往哪撤。7月27日到南昌，他馬不停蹄找賀龍、葉挺、朱德碰頭。賀龍當時還不是黨員，但周恩來把起義計劃和盤托出，賀龍一句話：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

起義定在8月1日凌晨。但就在前一天晚上，張國燾從武漢趕來，要求推遲行動。理由是需要等共產國際的指示。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周恩來臉色鐵青。推遲就意味著泄密，泄密就意味著全軍覆沒。前委成員激烈爭論，最后周恩來拍板：按原定時間，凌晨2點開打。

槍響了。四個多小時激戰，起義軍全殲守敵3000多人，繳槍5000多支。南昌城頭升起的紅旗，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完全控制的武裝力量。這一槍的意義，后來被定格在軍旗上——"八一"兩個字，成了人民軍隊的標志。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出發時8萬多人，走到湘江邊，只剩3萬。血流成河的湘江戰役，讓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再這么打下去，紅軍要全軍覆沒。

問題出在哪？出在指揮上。博古和李德這倆人，一個是留蘇學生，一個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兩人坐在指揮部里，拿著地圖指揮作戰，把紅軍當成歐洲軍隊來打。遇到敵人正面硬剛，不會迂回，不搞游擊，結果就是一路挨打。

毛澤東這時候被排擠在核心決策圈之外，但他沒閑著。長征路上，他逢人就講軍事路線錯在哪。王稼祥聽進去了，張聞天也聽進去了。關鍵是周恩來。

1934年12月12日，通道會議。這是長征途中第一次關鍵性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不要再往湘西鉆了，那邊敵人布好了口袋，要往貴州走。李德反對，博古猶豫。周恩來站了出來，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這一票，救了紅軍。六天后的黎平會議，周恩來再次力挺毛澤東：西渡烏江，進入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的決定》，正式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方案。

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一場更大的會議，箭在弦上。

1月15日到17日，遵義會議召開。博古先作報告，他把失敗歸咎于客觀原因：敵人太強，我們太弱。周恩來接著發言，語氣平靜但態度堅決：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他主動承擔責任，同時明確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這個副報告，為會議糾錯定了調。

張聞天緊跟著作了反博古的系統報告，措辭激烈。毛澤東隨后發言，一條一條剖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軍事失誤，把問題講得清清楚楚。朱德、劉伯承、聶榮臻紛紛表態，支持毛澤東。

會議最后作出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對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作戰。

這三天會議，改變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沒有周恩來在會前的鋪墊、會上的表態、會后的讓賢，毛澤東很難這么快回到決策核心。

有人問周恩來，為什么不自己當軍事指揮的第一負責人？他后來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帥才。

這句話背后，是胸懷，更是判斷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槍聲再次響起。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

消息傳到延安，黨內有人主張：審判蔣介石，公開處決。但周恩來不這么看。他判斷：日本侵華步步緊逼，民族矛盾已經超過階級矛盾，這時候殺蔣介石，只會讓國家四分五裂。

12月17日，周恩來飛抵西安。他見了張學良，見了楊虎城，也見了蔣介石的代表。談判桌上，他把共產黨的底牌擺出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的人不信，覺得共產黨在演戲。周恩來沒多解釋，直接提出釋放蔣介石的條件：改組政府，停止剿共，共同抗日。

12月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個結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打開了大門。

抗戰爆發后，周恩來的身份變了——他成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同時又是中共代表團團長。雙重身份，意味著雙重難度：既要跟國民黨周旋，又要保護共產黨的力量。

在重慶，周恩來住在紅巖村。白天，他穿著筆挺的中山裝，出入國民政府的會議室；晚上，他回到紅巖村，跟地下黨員碰頭，部署隱蔽戰線工作。

統一戰線這張網，就是這么一點一點織起來的。

周恩來在重慶期間，跟幾百個民主人士建立了聯系。他請他們吃飯，跟他們聊天，幫他們解決困難。這些人后來很多成了新政協的代表，成了新中國的建設者。

抗戰勝利后，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周恩來全程陪同。談判桌上唇槍舌劍，周恩來既要維護共產黨的利益，又要展現誠意。最后簽訂的《雙十協定》雖然很快被撕毀，但共產黨在輿論上占據了主動。

1949年4月，國共和談再次開啟。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在北平跟南京政府代表團談了20天。

談判最終破裂，但周恩來已經把該談的都談了，該做的姿態都做了，接下來解放軍渡江，在道義上站得住腳。

統一戰線這個法寶，在周恩來手里，被用到了極致。

1948年底，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基本被殲滅。新中國要來了，但怎么建？這個問題擺在了周恩來面前。

1949年1月，周恩來開始籌備新政協。第一件事，就是把散落在各地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區來。

這事難度不小。很多民主人士在上海、香港，國民黨盯得緊。周恩來安排地下黨，用租外國輪船運貨的名義，分批把這些人秘密接到東北和華北。

前后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一個都沒出事。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召開。周恩來擔任臨時主席，致開幕詞。接下來三個月，他主持召開了六次籌委會常委會，討論《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政協組織法》。

國旗、國徽、國歌的確定，也是周恩來負責。征集國旗方案時，他親自審定征集啟事，把"色彩以赤色為主"的"赤"字改成了"紅"字。國歌定為《義勇軍進行曲》時，有人建議改歌詞，周恩來說：要么就用舊歌詞，這樣才能鼓動情感。

新政協代表名單的確定，更是費盡心思。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名代表，七十七名候補代表，七十五名特別邀請代表。每一個名字，周恩來都要過問。有人歷史復雜，他就親自寫信調查；有人身份特殊，他就反復斟酌協商。

最后形成的六百六十二人名單，毛澤東看了之后開玩笑說：這是一本"天書"。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周恩來作關于《共同綱領》草案的報告。他說：我們團結國內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結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9月30日，會議閉幕。第二天，10月1日，開國大典。

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開國大典結束后，周恩來沒有休息。10月21日，政務院成立，他召集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宣布政務院的任務：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周恩來制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不準專程來看他，來了住招待所，吃飯排隊買票，看戲自己掏錢，不許請客送禮，不許用公車，不搞特殊化。這十條，他自己帶頭執行了一輩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聯合國為他降半旗，這是聯合國歷史上第一次為中國領導人降半旗。

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國的江河大地上，沒有留下一座墳墓。

從南昌城頭的槍聲，到天安門城樓的禮炮，周恩來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參與并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他不是革命的開創者，但他是革命的堅定執行者，是新中國的重要奠基人。

人民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