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先念向毛主席提了一個請求，毛主席：見面就給我出難題

1954年初春，北京的冷風還帶著刺骨的寒意。剛剛完成全國財政決算的李先念拎著一只舊公文包，踏進中南海勤政殿的小院。這是他第一次以“中央財委委員、財政部部長”的身份回到毛主席面前。他自知離開湖北才不過數月，尚未在財政崗位站穩腳跟，卻已被緊急召見。門口的警衛悄聲提醒：“主席等您很久了。”　

門開處，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笑瞇瞇地招呼：“先念來了？快坐，別凍著。”客套剛落，主席便直截了當地問：“聽說你有事，盡管講。”李先念心里掂量，深吸一口氣答：“主席，我想請中央準許我們今年大規模進口糧食。”話音剛落，毛澤東哈哈一笑：“見面就給我出難題啊！”語氣帶著玩笑，卻藏不住幾分關切。

要明白這句“難題”背后的分量，得把時間拉回幾個月前。1953年底，中央財經會議甫一結束，全國開始推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工業靠蘇聯的貸款，農業則在經歷合作化的陣痛。那一年，北方遭了百年不遇的旱災，南方又降雨失調，小麥和晚稻雙雙減產。各省報上來的數字不嚇人，但李先念手里攥著財政部和糧食總局反復核對的表格：庫存與需求之間，出現了驚人的空缺。按當時的常理，建國不過五年，外匯儲備捉襟見肘，進口糧食是大忌，可李先念覺得，餓肚子的事一刻也拖不得。

說起來，李先念和毛主席之間的情誼，早在懋功會師時就結下。1935年6月，長征倦極的中央紅軍抵達川西，迎接他們的正是紅四方面軍中穿著破棉衣、肺病纏身卻精神抖擻的李先念。“歡迎黨中央！”李先念用沙啞的嗓子高喊。毛主席握住他的手，上下打量，隨口一句“英雄少年”，讓年僅二十六歲的湖北漢子眼圈泛紅。生死與共的信任，就在那一握里打下了底子。

抗戰爆發后，李先念被派往新四軍。原因也頗具戲劇性：原定讓他去當一二九師的營長，職務明顯“降級”。毛主席聽說此事，拍案而起：“大才派去當營長？那叫大材小用。”幾經協調，李先念最終留在河南，組建新四軍第五師。由此開始，他從縱橫沙場的將才，慢慢摸索出基層動員、后勤保障、民主建政等一整套路子，為日后治理地方、掌管大局積累了真功夫。

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1950年底，李先念受命赴中南，擔綱財貿與土地改革的“第一責任人”。他帶著在鄂豫皖根據地積攢的魄力和經驗，拿起算盤同樣不含糊。湖北從土改、稅制到工商業改造，一仗一仗打得漂亮。糧棉收購數字接連突破，原本瀕臨停擺的漢口紗廠火車頭又冒煙了。陳云看在眼里，直說：“先念學得快，脾氣也硬，是塊好鋼。”于是一年多后，在國務院分工重組的關鍵時刻，毛主席把目光投向了他。

進京前夕，很多湖北老鄉來送行。有老支書拉著他的手囑咐：“先念啊，不怕北京官大，就怕咱口袋里沒底。”李先念笑著點頭，其實心里七上八下。財政部攤子大，銀行、稅務、外貿、物價條條掛他的號，哪個他都不熟。陳云安慰他：“先念，你當年打仗也是現學現用，經濟同樣能學。”這句話他牢牢記在心里。

就在他忙到腳不沾地時，1954年糧食危機的苗頭越來越清晰。華北部分地區的口糧配給已經低于國際災荒警戒線。一旦供應鏈再斷，他不敢想后果。于是，財政部夜以繼日推算進口可行性：蘇聯小麥價格較高，東歐運距長，唯有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繞道香港轉運最為合算。可是，用外匯去買“救命糧”，需要最高層點頭。權衡再三，他決定親自向毛主席請示。

回到勤政殿內，氣氛很快由詼諧轉為嚴肅。毛澤東摁滅煙頭，問得細致：“確切缺口多少？”“保守估計，六百五十萬噸。”李先念掏出密報表，手指一點：“不堵住這個窟窿，就會有人挨餓。”毛主席沉吟片刻，語速放慢：“進口，不丟人。可外匯就這么點。”李先念搶一句：“寧可少上一個項目，也得先讓老百姓吃飽。”那一刻，屋里的空氣仿佛凝固。幾十秒后，毛主席抬頭：“行，先念，中央支持你。十二億斤不夠，就二十億斤。”兩人目光對碰，彼此都讀到決心。

進口方案很快獲得周總理、陳云的聯署批示。隨即，多線行動：外交部加緊與澳加兩國談判，交通部統籌船舶租賃，人民銀行撥付外匯額度。1961年6月30日，第一批谷物運抵天津新港。碼頭起吊機轟鳴，剛卸完船的工人拉著麻袋說：“這是救命糧，手都不敢落灰。”張貼在倉庫門口的登記表顯示，半年時間共運到四十三億斤，全數分解至華北、華東和災區。數字背后，是無數人在深夜燈火下統計、核對、簽字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李先念這次“越權”操作，在財經系統內部引來不同聲音。有人擔憂外匯吃緊，有人認為“求援外國”有損自力更生形象。面對質疑，他只說了一句：“咱們不能讓肚皮講政治。”這股倔勁兒，與他早年在西路軍浴血河西走廊時一模一樣。

說到西路軍，不能不提1937年的那回“營長”風波。譚政奉命找他談話時，李先念二話不說就答應去一二九師。誰知消息傳到毛主席耳朵里，主席當晚就把他叫去窯洞，拍著桌子質問：“李先念打了那么多年仗，怎么能只當個營長？”一句“不公平”，替他擋住了流言，也從此奠定了他在中原抗日根據地的指揮地位。試想一下，如果當年真的去了營長崗位，后來還有沒有第五師“鄂豫邊區出個鐵軍”的故事？沒人敢打包票。

而今，二十年轉瞬而過，李先念已手握全國財政大權。夜深人靜，他常想起當初在延安抗大插班時的情形。為了補文化課，他用煤油燈啃《資本論》到天亮，再到操場集合晨跑。那時誰能料到，有朝一日要面對全國三千多萬人口的“口糧賬”呢？或許正因為一路磕磕絆絆走來，他才格外清楚數字背后代表的民生冷暖。

1959年夏，廬山會議上，李先念同樣因為堅持“實事求是”差點被推到風口浪尖。會后他被要求做深入檢查，精神壓力很大。毛主席得知此事，再次把他叫來，劈頭就說：“別學杞人憂天。”可當李先念一句“我怕幾億人吃不上飯”脫口而出，主席的神情一下子收斂。當夜，二人深談數小時，直至子時。第二天，中央文件對經濟工作調門明顯變化，強調“務實”“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方針悄然成型。外人難以想象，那些綱領里有多少是深夜交談的余溫。

1972年，李先念陪同尼泊爾首相比斯塔訪問韶山。走出長沙機場時，他打趣道：“我也是第一次來看主席故居，多虧首相作伴。”比斯塔聽譯后詫異：“偉大領袖的老戰友，竟也未曾來過？”李先念笑著擺手：“革命哪有空旅游，這地方我們一直放在心里。”當看到泥墻青瓦的小屋，比斯塔連聲感慨：“偉人出此陋室，令人敬佩。”李先念輕輕觸摸那扇木門，低聲道：“這里孕育了信念，貧瘠改變不了志氣。”此行后不久，他把韶山印象寫成冊，送給財政部干部閱讀，提醒大家“算賬不能忘本”。

李先念與毛主席的交往，被外界總結成一句話：粗線條的湖北漢子，偏得主席垂青。其實，真正讓兩人惺惺相惜的，是對大局的敏銳。毛主席欣賞李先念的“敢闖”，李先念佩服主席的“定海針”。從懋功會師的握手，到北京勤政殿里“出難題”的一笑，他們雖鮮有酣暢談笑的文字記錄，卻在國家最需要的節點一次次完成默契配合。

1960年代后期，我國財政重心逐步向三線建設傾斜，李先念親赴西南、華中勘察。為了節省外匯，他把自己往返機票換成火車臥鋪，再改成硬座。不少年輕隨員私下嘀咕：“部長也太摳了吧？”老秘書悄聲解釋：“錢省下來，就能多買一噸化肥。”小伙子們這才恍然。李先念的節儉，并非個人作風，而是來自于多年在戰火和饑饉中摸爬滾打的切膚之痛。

1975年，國務院體系再度調整，李先念轉任第一副總理，主管全國經濟、財政、外貿、國防工業等領域。有人統計，他在財政部長任上累計簽發的規范性文件超過一千件，幾乎涵蓋工業布局、稅制改革、價格管制、收購政策等每個角落。毛主席曾半開玩笑說：“先念、陳云、鄧小平、薄一波，這四個人加起來，是朕的經濟班底，缺一不可。”幕僚記錄在案，外界遂稱“四大名旦”，源頭便在此處。

時間回到1954年那個春天。李先念的“進口糧食”請求，最終不僅解決了當時的燃眉之急，還讓中央深刻體會到科學決策與實事求是的重要。更關鍵的是，它為后來更大規模的對外經濟往來打開了思想閘門。若干年后，有人問李先念當年為何如此堅持，他淡淡回答：“因為槍林彈雨里學到的第一條就是——活下來才能打下去。”

這句話今天聽來依舊鏗鏘。脫胎于血火、成長于困頓的那一代共產黨人，一旦擔當起國家財經重任，心里始終裝著最直白的指標：老百姓的飯碗是否充實。李先念當年的那句“木匠出身，外行管錢”，在實踐中被悄悄改寫——他用二十二年的堅守，把財政部這座“燙手山芋”磨成全國經濟調度的核心樞紐，也給后人留下一份可以查閱、可以傳承的實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