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前洪災警報已響，官僚程序延誤致300人命

在重大災難發生后，公眾輿論往往傾向于將其視為“出乎意料”或“史無前例”的突發事件。這種反應未必是因為缺乏預警，它更深層地反映了社會處理沖擊的心理機制，以及官方如何將動蕩解釋為“不可避免”，而非早期決策失誤的產物。

極端天氣其實鮮有真正不可預測之時。科學家通常能在數天甚至數周前，就對風暴、洪澇、干旱或其他災害風險的升高發出警示。慘劇卻周而復始。

為了厘清其中原委，我和同事們還原了2021年7月盧森堡特大洪災期間的科學預警與官方響應過程。那是盧森堡有史以來破壞性最強的災難。研究表明，如果當時采取了早期行動，損失本可大幅減少。盧森堡并非孤例，許多國家都深陷于我們所發現的同樣困境中。

聯合國已確立到2027年實現“全民早期預警”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缺乏預警，而在于預警系統的設計初衷往往是基于“確定性”而非“概率”來行動，但這與預報工作的科學本質背道而馳。 當預警最終傳達到公眾面前時，往往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

手機上的天氣預報看似言之鑿鑿，但其本質上是概率性的。它們源自對未來天氣進行的一系列計算機模擬。不同模擬結果之間的吻合程度，決定了災害發生的可能性，而非最終的必然結果。這使得預報員能夠在災害影響發生前很久就識別出風險的升高，即便具體的受災地點和規模仍存在不確定性。

關鍵在于，預測時間越靠前，不確定性通常越大，而此時恰恰是預防性措施最能發揮成效的時機。因此，早期行動幾乎總是意味著在缺乏絕對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決策。這并非科學的軟肋，而是預測變化條件下復雜系統時固有的特性。真正的挑戰在于，相關機構如何組織起來，去解讀、信任并基于這些概率付諸行動。

大多數預警系統依賴于預設的程序化閾值，包括警報級別、啟動協議以及在滿足特定標準后才開始實施的應急預案。例如，預報可能表明洪水發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但諸如撤離人員或封閉道路等強制措施，往往只有在達到正式閾值后才能被觸發。

在此節點之前，風險信息會經過多層解讀與判斷。在這些環節中，早期的預警信號往往被察覺，卻未被轉化為實際行動。

閾值的存在有其重要價值。它們有助于協調響應工作，明確指揮鏈，并減少不必要的社會秩序紊亂。閾值也固化了一種對“確定性”的結構性偏好：只有當風險被界定為迫在眉睫時，行動才獲得授權。 即便此時已有可靠證據表明危險正在升級。

這種態度在2021年7月洪水發生前的幾天里表現得淋漓盡致。我們的研究顯示，歐洲和國家層面的多次預報都指向了極端降雨和洪澇的高概率，部分預報甚至提前一周就已發出。這些信息充斥在預警系統的各個環節。盡管當時對具體影響的預測仍存在符合科學常理的不確定性，但核心問題在于，系統被設計成如何處理這種不確定性。

由于盧森堡的響應措施與程序閾值緊密掛鉤，早期的信號無法轉化為先發制人的行動。該國的水務部門和國家氣象服務部門掌握相關信息，但由于身處一套缺乏集體解讀機制、且不鼓勵在跨越閾值前采取行動的框架內，他們顯得無能為力。

當行動終于獲得授權時，對許多人來說已經太晚了。疏散撤離或安裝防洪閘變得極為困難，對于那些缺乏嚴重洪災應對經驗的社區而言更是如此。從受災者的視角看，預警要么姍姍來遲，要么根本沒有出現——盡管風險早已在系統內部被識別。

盧森堡的案例具有極強的啟示意義，因為它是一個面積小、經濟富庶且信息網絡高度發達的國家。問題不在于資源匱乏或科學能力不足，而在于制度設計以及社會對于根據風險概率采取行動的準備程度。

早期預警系統能否長期發揮效力，取決于其從極端事件中汲取教訓的能力。這需要對成敗原因進行公開且獨立的深入分析。2021年受災的鄰國如德國和比利時，都開展了正式調查和外部評估；但在盧森堡，此類工作并未開展。

當專家層面的批評被壓制或回避時，學習的進程就會放緩。關于系統性能的疑問懸而未決，同樣的結構性脆弱便可能長期存在。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系統性風險：社會變得愈發難以改進預警系統，難以解讀不確定性，也難以對新興威脅做出及時的響應。

作為一名曾身處這些系統內部、并持續研究災害風險治理的學者，我目睹了提出尖銳問題如何被視為“制造動蕩”而非“建設性意見”。韌性的建立取決于直面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實，而非刻意回避。

極端天氣風險在歐洲乃至全球范圍內持續攀升。早期預警系統理應成為減輕災害風險的核心。但其效能最終取決于社會如何授權在不確定性下采取行動。這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而非聽天由命。

不確定性永遠無法消除。真正的挑戰在于，當生命與生計危在旦夕時，我們決定接受多大程度的不確定性。 那些由于程序、組織、財務或名譽考量而傾向于“等待確定性”的系統，最終給出的預警往往太遲，遲到讓人甚至感覺不到那是預警。

若要使應對未來氣候風險的韌性具備可持續性，預警系統必須被設計成能夠學習、適應并基于可靠的風險概率盡早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