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材傾囊資助毛主席，1950年生活困難求助，主席：北京人浮于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新政權剛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成立，京城各部門臨時辦公室里堆滿了公文。夜色將至，燈火還亮著，毛澤東批閱完一疊報告，忽被工作人員遞來一封蓋著“湖南湘潭”郵戳的來信。署名“梓材”，是一位多年不見的故交。他取出信紙，低聲念了幾行，神色微動，隨后把信折好放進外衣口袋，叮囑道：“事情多得很，明天我親自回。”誰也沒想到，這封普通的求助信，會把他拉回四十年前那條彎彎的鄉間小路。

那個小路盡頭，是湘鄉井灣里私塾。光緒三十二年，也就是一九零六年，十三歲的毛潤之第一次背著新書包來到這里讀書，東家姓郭。私塾先生郭伯勛不拘一格，除了四書五經，還常給學生講《水滸》《三國》。少年的毛潤之對“替天行道”的故事尤為著迷，常常私下傳閱古本，課堂上眉飛色舞。郭伯勛雖察覺，卻并未苛責，反而引經據典鼓勵這位學生要“立心高遠”。教書先生的包容，讓年少的毛潤之第一次懂得“讀書是為行道”。

晚上寄宿在郭家，是那段歲月里最暖的記憶。郭家老大梓閣、老二姑娘把這個鄰家小弟照料得無微不至，縫補衣衫、分菜讓飯是常事。年僅九歲的郭梓材更是形影不離，“潤之哥、潤之哥”地叫個不停。冬日里，兩人常蜷在灶膛旁烤火，議論天高地遠；春耕時又一起下田幫忙，腳上沾滿泥巴。小伙伴的崇拜與信任，悄悄滋養了青年毛澤東的領袖氣質。

新式教育的風吹到湘鄉后，兩人的道路分岔。毛潤之執意報考東山學堂，要去長沙闖蕩；郭梓材則留在家里，照看田地。分別不代表疏遠，信件往來持續不斷。辛亥風雷炸響，他們又并肩投軍，穿上了新軍的灰色號衣。彼時的列兵月餉七元銀元，毛潤之把大半用來訂報買書，水錢請“老弟”代勞，可把梓材挑水挑得直喘粗氣，卻樂在其中。

清帝遜位，南北議和，革命似已告成。毛澤東辭軍復學，郭梓材隨之退伍。此后七載，兩人行蹤各異，卻在長沙、安源、韶山不斷碰頭。毛澤東籌辦《湘江評論》，跑學生運動；郭梓材在湘潭電燈公司做簿記。借著這層便利，毛澤東把公司地下室當作秘密開會的場地，保密文件則交給“最可靠的阿材”看管。一次開會前，毛澤東輕聲交代：“門口就拜托你了。”梓材點點頭，捧著算盤站崗，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卻把來來往往的視線牢牢擋住。

到了一九二五年，毛澤東返回韶山組織農協。郭家祠堂成了夜談所，牌桌上攤著并非麻將而是傳單。為了掩人耳目，郭梓材身著長衫，手搖折扇，假裝與人談行情，桌底下卻傳遞名單。地主武裝上門搜捕時，他匆匆把文件塞進灶膛，火星飛濺，臉被熏黑也顧不上。正是這樣一位“周旋于市儈間”的普通營業員，在關鍵節點替地下黨保住了無數要命的紙張。

緣分還在延伸。韶山姑娘劉天民飽受家暴，毛澤東幫她擺脫童養媳的鎖鏈。她赴長沙讀女校，思想日益開明。后來在安源，她與郭梓材相識，彼此惺惺相惜，結為伉儷。夫妻雙雙脫黨后，生活并未好轉；反倒因入股湘潭電燈公司，把多年積蓄悉數賠光。偽鈔橫行、戰火頻仍，家中米缸常常見底，他們卻依舊咬牙撐著。

解放戰爭勝負已分后，國統區紙幣驟貶。到了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法幣成了廢紙，物價如飛。郭梓材先后嘗試茶莊、百貨、豬鬃加工，皆因戰亂與通脹而告吹。無奈之下，他只得在一九五零年八月給“潤之哥”寫信，懇請安排個差使，一家五口好糊口。信中語氣頗為謹慎：“若能在京城得一份閑職，亦不惴再累您。”

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提筆回信。他用的是學生時代的舊稱呼：“梓材學兄。”短短百余字，既是勸慰，也是原則：北京百業待舉，人浮于事，不如就在湘潭由熟人酌情安置。信封里夾著三百萬舊幣，約折合人民幣三百元左右。“權作應急。”他又問起“天民近況如何”，落款只簡簡單單“毛澤東”。

有意思的是，這封回信往往被誤讀為“拒絕”。其實，新政權初建，中央機關到處缺人手，可毛澤東堅持“親故不用”原則，既不讓私人關系影響用人，也絕不拋下老友。他選擇的，是另一條通向情義與原則兼顧的路徑——私人資助加地方照顧。后來，湘潭地委出面，把郭梓材安排進當地豬鬃廠任會計，工資雖低，總算有了固定收入。

然而命運再一次捉弄。豬鬃廠連年虧損，郭梓材患上視神經萎縮，逐漸失明，再度失業。夫妻倆咬牙支撐到一九五四年，仍舊入不敷出，只得又寫信北上。毛澤東讓秘書代筆回復，隨信寄去三百元新幣：“目下大興建設，事務紛繁，你們暫勿來京，俟后計議。”簡短幾行，卻把關切寫得清清楚楚。

轉年，郭梓材雙目盡盲。日子一度逼仄到靠鄉鄰接濟。毛澤東輾轉得知，再次批示解囊。此后十余年，他前后六次寄款，總額一千七百元；并把自己新作的詩稿一并寄贈，“讓他們消遣”。這是國家領導人的援手，卻是朋友之間的惦念。劉天民被調入湘潭市政協，舊日地下工作者終于擁有穩定生活來源，她常說：“潤之還是那位熱心腸的秀才。”

在中南海，毛澤東不止一次和來訪的韶山宗親聊天時提到“阿材”：“這人憨厚，吃了不少苦，歲月待他不薄，他待人卻更真。”語氣里沒有高高在上的憐憫，更像少年宿友的關照。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物資緊張，毛澤東仍囑秘書寄去幾瓶補藥和棉布。秘書勸他保重身體，主席擺手笑說：“我欠他的早就多了。”

一九六四年冬，郭梓材病逝。噩耗傳來時，毛澤東正在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他沉默良久，只說一句：“可惜未能再見面。”翌年，他讓人寄去挽聯及慰問金。劉天民保留了所有書信，每當提起，仍稱“寫來字跡如昔，神色可見”。

一九七七年，劉天民彌留，囑托子女將這些珍貴信札交給組織，不作私藏。翌年，三封親筆信、七封秘書復函、兩首詩稿，被妥善入藏。如今翻檢那些信頁，依舊可見墨跡未干時的溫度：既有“北京人浮于事”的大局觀，也有“嗣后有困難，可再來信”的貼心話。

回頭細算，郭梓材是接受毛澤東私人資助最多的朋友之一。原因很簡單：他在少年時代給了未來領袖以溫暖，又在革命最艱難的黑暗時刻傾其所有。湘潭老鄉的交情、戰友般的信任、雪中送炭的舊情義，使毛澤東始終認為“這份賬要算，不能欠”。但情歸情，原則是原則，組織任用干部絕不夾帶私貨，這是當年那封信的弦外之音。

從井灣里私塾到中南海燈火，跨越半個世紀，他們一共寫下十幾封家常信，字里滿是煙火味。郭梓材的故事并不轟轟烈烈，卻映照出一種珍貴的兩難——在公與私之間，在情與法之間，如何取舍。毛澤東用行動給出了答案：該拒絕的職位托請，婉言謝絕；該伸出的援手，則不吝分毫。正因如此，才有了那句意味深長的評語：“北京人浮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