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恩來特地到重慶，勸說陳獨秀回延安，陳：替我回謝潤之

一九二一年七月，申江梅雨方歇，石庫門深處的客堂里燈火通明。陳獨秀埋頭謄改《新青年》付印稿，身旁的稿紙堆得像一堵小墻。誰也不會想到，三年后他將卸下黨的最高職務，再過十余年，又會在四川江津靜候命運的歸宿。

彼時的上海煤油燈下，年輕的留法歸國生周恩來悄悄推門而入。兩人第一次長談，話題從巴黎公社扯到俄共建黨，再落腳于中國的工運前景。談罷，陳獨秀拍了拍周恩來的肩膀：“好好干，中國需要你們這樣的人。”這一幕，后來被周恩來視作“行路圖上的第一盞路燈”。

時針撥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陳獨秀因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被免去總書記。此后，他離群而孤，輾轉上海、南京、武漢，直到一九三二年再度被捕。那段日子，他在獄中整理譯稿，寒燈如豆，卻仍寫下《駁托陳分化論》一文，堅持與監房外的喧囂辯論。不得不說，這種執拗里既有學者的本色，也埋下了日后曲折的伏筆。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槍聲劃破華北夜空。抗戰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成形。蔣介石電邀陳獨秀出山任職，開出優厚待遇；胡適也隔洋寄信，愿助其赴美療養；延安方面更是三番五次托人致意，希望這位曾經的“總司令”歸隊共襄大業。三條路并排擺在眼前，陳獨秀卻一一搖頭。他告訴朋友朱蘊山：“不肯作寓公，也不肯作高官，老朽只想清清白白寫幾本書。”

從漢口溯江而上，陳獨秀在江津落腳。兩間青瓦房，一架舊書柜，三五學生聽他講希臘史、比較文學，偶爾也談馬克思。川江霧氣氤氳，他的咳嗽日趨沉重，卻依舊伏案著譯。此時的人們才發現，這位當年呼風喚雨的《新青年》主編，生活竟要靠編譯費和友人接濟勉力支撐。

一九三九年正月，延安窯洞里傳來消息：陳獨秀病勢沉重。毛澤東放下手中電文，對周恩來說：“還是老規矩，你去勸勸他。”不久，周恩來抵達重慶，再由朱蘊山引路，驅車百里至江津石墻院。柵門未鎖，院內野草齊膝。陳獨秀依窗而坐，花白長須微微顫動。簡短寒暄后，周恩來開門見山：“延安盼您共事，潤之請我務必帶您回去。”陳獨秀長嘆一聲：“守常、延年都不在了，獨我垂老矣。黨內會期一到，我跟不上，豈不平添無謂紛爭？還請你替我回謝潤之。”言罷，他抬手示意不必再勸，用那只握慣了筆的手輕輕擺了一下，像是合上了一本翻閱四十年的厚書。

周恩來無奈告辭。城口山徑，薄霧沉沉，他回頭望一眼那處舊屋，心中百感交集。重慶城的炮聲隱約傳來，一切都在催促他快步趕回戰時首都。外界謠言沸沸揚揚，說陳獨秀頑固、驕矜、與黨決裂。周恩來卻在回電中只寫兩句：“先生精神尚好，然意志已決。盼后輩自勉，不忘其功。”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對這段訪談只淡淡說了句：“先生秉性如此，不強求。”隨后便伏案繼續批改文件。誰都明白，盡管道路分岔，可那位當年的“青年導師”留下的火種，早已在延河兩岸燃燒。

若追溯陳獨秀的光影，不能不提一九○二年的東京。那一年他第一次聽聞“社會主義”一詞，隨即放言要把“德先生”“賽先生”帶回中國。等到他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創刊《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民主與科學四個大字便像炸雷一樣炸響在積弊深重的舊社會上空。北大紅樓的下午茶座、法租界的昏黃路燈、安慶講壇上擲地有聲的演說……這些片段共同疊加成一個現實：如果沒有早年的陳獨秀，后來的五四運動很難掀起那樣的驚濤駭浪。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澤東正是沿著《新青年》的字里行間走進北大圖書館。圖書管理員的月俸只有八塊銀元，卻換到了一生的思想指引。李大釗曾向同僚描述過那位來自湘贛交界的后生：“他沉默寡言，捧書如抱嬰兒。”幾年下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青年腦中扎根發芽，誰能料到它后來生長成改變中國的參天大樹？

時間繼續向前。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回國，奔走于黃埔軍校與上海工人運動之間。陳獨秀多次在信中勉勵：“組織，是革命的骨骼；宣傳，是革命的血液。”周恩來銘記在心。正因此，十二年后他踏進江津的小院時，仍自稱學生，并不敢逾禮。

很多人議論：如果陳獨秀在三十年代末重返延安，黨內格局會不會改寫？答案已無法驗證。史實所能說明的，僅是這位老人始終堅持獨立思考。陳獨秀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迷戀曾讓他陷入孤島，可在民族危亡面前，他又是最早疾呼“驅逐日寇，工農合作”的聲音之一。這種復雜性，讓后人既欽佩又惋惜。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色沉沉，江津山城電閃雷鳴。病榻上的陳獨秀呼吸微弱，案頭攤開的《史記》仍未合上。凌晨時分，他握著學生遞來的手稿，低聲囑咐：“文章要有骨頭，做人也是。”隨后便永遠闔目，終年六十三歲。除了一副老藤椅、一箱書稿，他未留下半分財物。

同年秋天，延安高級干部學習《新民主主義論》時，又一次談到新文化運動。主席停筆，抬頭說道：“陳獨秀和守常同志的啟蒙功勞，不可磨滅。”一句話，教室靜得能聽見炊煙聲。那份公開檔案在一九四五年匯編成《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肯定陳獨秀在大革命前的貢獻，亦提醒后人：功過是非，不能簡單抹成一片顏色。

塵土終會落定。今天翻閱那一本文字有些發黃的《新青年》創刊號，“唯有青年與日月并行”的鏗鏘依舊刺眼。若說陳獨秀最大的遺產，不是留下多少語錄，而是教會一代人怎樣仰頭說話、低頭做事。周恩來那趟重慶之行最終無功而返，卻讓世人見證了師生之間最后的禮敬，也把一段傳奇定格在川江霧色里。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個人意氣終被時代淹沒。可誰都清楚，沒有那些最初的吶喊、最早的實驗、最鋒利的筆，中國近現代的天光不會來得那么快。陳獨秀拒絕了高位，拒絕了榮華，也拒絕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機會，他選擇留下滿院竹影，留下未竟的譯稿，選擇在沉默中與昨日作別——然而，許多人心底仍記著那聲脆亮的呼號：“德先生，賽先生，請你們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