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仲夏的一天,貴州石阡縣檔案館里悶熱難當,時任縣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楊又鑄忽然眉頭一跳——一張發黃的舊報紙上,赫然寫著“百余紅軍困牛山跳崖”幾字。字跡斑駁,卻像驚雷炸響。自此,一條被遮蔽近七十年的血色記憶,緩緩開啟。
楊又鑄翻遍地方志,也跑遍了石阡與思南交界的山村。信息稀碎,零散如落葉:某處荒谷埋有無名冢;哪家屋檐下曾躲過幾個“穿灰衣的娃娃兵”;哪一條山澗里還撈得出鐵銹斑斑的子彈殼。線索雖雜,卻指向同一座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絕壁——困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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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的目光被拉回到1934年10月。那一年,中央紅軍主力踏上長征,紅六軍團奉命西征。任弼時三十二歲,蕭克二十七歲,他們帶著九千多名平均年齡不足二十歲的年輕人,逆風而行,只為給大隊人馬探一條生路。
貴州甘溪激戰后,紅六軍團銳減至三千余人。敵桂軍依托24個團圍堵,槍炮聲晝夜不息。為保主力南突,于都小伙龍云臨危受命:“你率紅五十二團斷后!”任弼時目光炯炯。龍云立正答:“保證完成任務!”
五十二團八百人,人手不過幾十發子彈,卻硬生生在甘溪口頂住十倍敵軍。夜色掩護下,主力悄然南撤,火線后方卻愈發慘烈。一天一夜,雙方沖殺七次,尸橫遍野。部隊再點名,僅余四百多條人影。
龍云判斷敵人意在追蹤主力,干脆扭頭直插西邊深山,吸引桂軍。臨出發前,他高聲鼓勁:“弟兄們,把敵人拖住,兄弟部隊才能活!”青年兵李老槍嘶啞地回一句:“怕啥子,打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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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小時急行后,隊伍扎進崖壁陡峭的困牛山。糧彈所剩無幾,后有追兵,前是絕壁。民團故伎重演:逼山下百姓披軍裝做肉盾。紅軍目睹鄉親被推搡上山,心如刀割,卻不肯開槍。敵人越來越近,號手何步榮一咬牙,吹響沖鋒號,余下百余名戰士拼刺刀、滾木石、血戰至日落。
夜幕降臨,彈盡,人乏。有人提議突圍,有人主張固守。爭執中,一位班長低聲說:“槍在,陣地在;槍折,人就自由。”說罷,舉槍用力一磕,槍身應聲而斷。幾十支步槍瞬間被掰成兩截,嘩啦拋入深澗。隨后,一道道年輕身影踏著黑影,跳向萬丈深壑。驚呆的敵軍呆立原地,山風中只剩軍號的尾音回蕩。
另一側,龍云帶著兩百余人突圍而走。他們餓得挖野菜、嚼樹皮,仍守著“不能暴露主力”的底線,把最后兩挺機槍埋在土里,子彈全部分給山頂戰友。可噩運并未遠離。三日后,民團糾集的追兵堵在岑鞏冠壁山。肉搏、滾石、木槍柄當棍子……天黑時,山坡上只余十幾人還能動。龍云中彈、昏厥,又被拖拽著走了七八里才蘇醒。他拒不投降,卻終究被捕。嚴刑拷打中,他只回一句:“不知道。”1936年2月,32歲的龍云在湖北“反省院”壯烈犧牲。
此后很長時間,紅六軍團再無五十二團音訊。抗戰爆發,解放戰爭打響,烽煙覆蓋了舊傷口。建國后,總政、貴州省多次函請調查,結果卻如石沉大海——除了若干傳說,再無確鑿資料。
直到楊又鑄的田野調查,一道道被忘卻的門縫重新打開。困牛山口述者回憶:“那些娃娃兵,看見我們被迫沖前頭,死也不肯開火。”“他們把大洋塞給寡婦,說留給孩子吃飯。”老人們說到動情處,淚水和歲月的溝壑交織在一起。
最令人動容的,是那支血跡凝成深褐色的軍號。它被陳國善后人陳德昌小心包裹,壓在木箱最底。原主人何步榮,跳崖時被藤條纏住,一命得救,改名陳世榮,在深山默默勞作到老。軍號是他唯一的戰友。臨終前,他把它交給兒子:“得空替我找部隊,別讓人說咱是逃兵。”這種樸素的執念,比鋼鐵更硬。
2004年,經過中央黨史和軍史專家認證,五十二團困牛山血戰、公略山冠壁山突圍、龍云等百余名烈士犧牲的事實,終于列入官方文獻。2009年,當地修起紀念碑,山風吹過,碑文斑斕,村里老人常帶小孩前去講述那天的槍聲與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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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互聯網上也悄悄出現了“紅五十二團之謎”的討論帖,帖子底下,不少人留言:“原來如此,英雄的血沒白流。”點擊量雖然不算驚人,卻讓人相信,記憶終會找回尊嚴。
戰爭的殘酷,不因時光流逝而減色;信仰的光芒,也不會被湮沒。八百青春化作山與河,無聲守望;那支銅號在展柜里依舊閃光,好像隨時會響起,再次召喚后來者整裝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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