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熊向暉從事外交工作，談及毛主席的風范：我一生難以忘記

1958年深秋的一天夜里，北京的冷風已顯寒意；中南海里卻燈火通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臨時召集幾名年輕干部連夜整理材料，其中一位戴著黑框眼鏡的中等身材男子最為忙碌，他就是時年四十出頭的熊向暉。沒人想到，這位“起自龍潭”的情報尖兵，很快就要改換跑道，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外交之路。

自1949年入城起，熊向暉便跟隨周恩來處理隱秘戰線遺留問題。1950年代末，國家對外關系亟須打開局面，周總理點名要這位熟悉西方思維的“老熊”協助。從情報轉換到禮賓，他只用了一個下午就完成角色切換。多年以后，回望那一天，熊向暉常說：“命運就像車站里突然響起的廣播，不給你磨蹭的余地，趕緊上車。”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的國際處境并不輕松。1959年邊境風云剛起，1960年又遭遇三年困難時期，內外壓力疊加。可就在這種氛圍里，毛澤東堅持“朋友是要交的，鐵也是要煉的”原則，決定繼續邀請各國人士來華。1960年“五一”，六十多個國家、七百多名客人云集北京，隨后分赴各地觀光。河南鄭州成了其中一站，而毛主席南下途中突然提出“去會會他們”，這才有了后來那場臨時卻意義非凡的接見。

現場布置的曲折，常被熊向暉當作“外交課堂的第一課”。最初設計成官方禮堂模樣，楊尚昆一句“官氣太重”，全盤推翻。桌椅改成半圓，講臺與來賓之間僅隔一步之遙。熊向暉回憶，那天外賓簇擁而入，毛主席揮手致意，空氣都像被加熱。“距離一近，心就暖了”，這是他悟出的道理。

更令他念念不忘的，是接見后那篇臨時趕寫的外事新聞稿。當天下午三點，毛主席吩咐半小時內交稿，他提筆疾書，四段文字剛落筆就直送主席審閱。毛澤東拿紅鉛筆圈改三處：刪“在毛主席領導下”、刪“偉大”二字，又把“稱贊”改成“友誼”。看似細枝末節，卻點中了權力與人民的真義。

熊向暉年少時也習慣于“領袖決定一切”的說法，這次卻被當頭棒喝。“為什么一定寫毛澤東？”主席語氣平和，卻字字敲擊人心，“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沒有人民，領袖就是空殼。”那一刻，他豁然明白：宣傳的分寸，系于對人民主體地位的深刻敬畏。這番談話，他日后重復不下百次，從未改動哪怕一個觀點。

兩年后，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第二次訪華。為了讓這位曾經令隆美爾頭疼的名將多看看新中國，中央沒有急著安排高層會晤，而是讓他一路北上西下。熊向暉受命陪同。旅途中，蒙氏屢屢向工人、學生發問：“如果不算毛主席，你們最佩服誰？”回答五花八門，有人說周總理，有人想了半天說不出名字。這讓他心生好奇：如此凝聚的國家，一旦領袖不在，會否出現權力真空？

話題最終還是擺到毛主席面前。1961年9月23日晚，南昌東湖。熊向暉被突然指定“臨陣充口譯”，心頭一緊，筆記本翻得沙沙響。會見間隙，毛主席指著他寫下的英文單詞successor，半開玩笑地說：“success 我懂，加個 or 就成了接班人，這詞不大對味啊，我又沒什么家產。”眾人莞爾。談及真正的“繼承人”，毛主席坦陳：“黨章在這，頭一個副主席叫劉少奇。法律面前，順理成章。”坦蕩之余，更顯從容。

如果說蒙哥馬利的追問是一陣暗流，1971年聯合國代表權之爭則是大風口。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秘密抵京，欲在即將到來的第26屆聯大上推動“兩個提案”——一邊承認北京，一邊保留臺灣席位。毛主席聽完匯報，僅淡淡一句：“我們不上這條船。”

形勢并非盡如人意。根據測算，即使支持票超過半數，若“重要問題提案”成立，驅逐蔣介石代表仍需三分之二通過，勝算并不穩。可毛主席判斷，美國高估了自己在第三世界的號召力，再加上亞非拉國家對殖民主義心存芥蒂，關鍵時刻會投出決定性一票。于是他拍板：無條件參會，頂住壓力。

10月25日深夜，紐約聯合國大會電子計票屏幕一閃，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18國聯署的提案以76票高票通過，美方苦心孤詣的“兩個中國”方案則以55票之差尷尬落敗。美聯社當夜報道稱，這是美國在聯合國史上的“空前挫敗”。北京得訊，電報飛抵中南海。毛主席笑問工作人員：“不是說66票才有戲？怎么，多了十張？”一句戲謔，掩不住胸中快意。

亮出代表名單同樣果敢：喬冠華掛帥，黃華急召返京，熊向暉亦列席成員。三天后，他們飛赴紐約，第一次把五星紅旗帶進聯合國大廳。面對林立的麥克風，喬冠華一句“美蔣代表團該走了”贏得雷鳴掌聲，熊向暉站在側后方，看著旗幟升起，心里只有六個字：這是人民的勝利。

回國后，熊向暉將從鄭州新聞稿到聯大破局的經歷寫成筆記，鎖在抽屜。有人問他為何對毛主席印象最深，他答得簡潔：“看得遠，落得實，還敢擔當。”他珍藏那支抽過的古巴雪茄，不為紀念煙，而是紀念那份平易與坦誠。晚年客廳的墻上，一直掛著主席穿布鞋、手插衣袋的大幅照片——那是他心中永遠的“風范”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