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朱镕基接見美國一公司代表，嘆氣問：我付多少錢你才愿意回來

194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清華園里比往常更熱鬧。靜齋宿舍三層的一間小屋燈火通明，十來位學生圍坐一桌，討論剛剛油印出的《曉露》。他們悄聲朗讀馬列著作，輪流批注，每個人臉上都帶著興奮。組織者之一朱镕基說：“咱們不只寫文章，還得想辦法把國家的路走得通。”當時的他二十歲出頭，仍是電機系的學生，卻已習慣在工學與時事之間來回穿梭。

這間狹小的屋子里，還有一位安靜的旁聽者——大一新生李山。那時沒人想到，半個世紀后，兩人會在中南海以“總理”和“代表”的身份再度相逢。小集體的活動結束后，李山悄悄記下一句批在墻報上的話：“為蒼生立命，為生民立業。”這八個字成了他離開祖國后始終惦念的燈塔。

1951年，朱镕基帶著清華畢業證踏上前往東北的列車。計劃室、計委、能源口、經委，一路向上，文件與數據成了他新的課本。工地、廠房、調研現場，他風塵仆仆，常對技術員說：“賬面再漂亮，也要落在機器轉動的那一刻。”同事回憶，朱镕基批文件像刀切豆腐，言簡意賅，卻從不放過一處漏洞。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管理的缺位越來越刺眼。1984年，經管學院在清華掛牌，校方想找一位能把理論與實踐扣在一起的院長，名單幾經輾轉還是落在朱镕基名字上。那年他是國家經委副主任，公務纏身，卻隔三差五擠時間回母校，陪學生推公式、談項目。課間，他常提醒學生：“經濟學別只顧算模型，要盯著工廠煙囪冒不冒煙。”

李山就在那幾屆學生當中。課堂上，他把麻省理工的錄取通知遞給朱镕基，師長摸了摸信封，半開玩笑地說：“去吧，早去早回。”1990年，李山飛往波士頓深造，隨后進入瑞信、再跳到高盛，幾年間從分析員做到執行董事，年薪翻了又翻。華爾街燈火璀璨，可只要提起母校聚會，他總第一個報到，說自己“還欠清華一堂選修課”。

時間掠到1997年2月10日，紫光閣外寒梅正開。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迎接美國高盛投資銀行代表團。握手時，他忽然發現排在中段的那位亞裔男子格外眼熟。“李山？”他愣了下，隨即笑了。賓主落座后，朱镕基卻輕輕嘆了一口氣。短暫的交流后，再次停頓，他抬頭直視舊日門生：“我付多少錢你才愿意回來？”屋子里略顯尷尬，代表團翻譯沒敢出聲。

“總理，薪水不是問題，只要能做對國家有意義的事。”李山站起身，聲音有些發緊。朱镕基抬手示意坐下，“我不是責備你，華爾街很鍛煉人，但國家正缺懂金融的行家。”這幾句對話，用不上十秒，卻像重錘敲在李山心口。離京那晚，他在賓館反復回想課堂上聽過的那句話——“管錢先管制度”。

幾個月后，紐約曼哈頓的晨曦里，李山在辦公室完成離職手續。原本等待他的，是高盛上市后至少數百萬美元的期權，他卻挑選了另一條路。1998年春，他帶著家人回到北京，加入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負責國際業務。從那天起，他成了資本市場與宏觀決策之間的紐帶，參與國企改革、H股上市、外匯管理體制完善等多項議題。李山常被問及緣由，他只回答：“欠老師的那堂課，到現在才補上。”

同一年，朱镕基接過國務院總理的擔子。宏觀經濟過熱、銀行壞賬攀升、外匯儲備捉襟見肘，任務堆成高山。部長們回憶，他在會議室里連軸轉，常把夜燈開到凌晨。面對赤字，他強調“要過緊日子”，還引用老行家話：“算盤撥得清，糧袋子才填得滿。”對腐敗，他下令查大案，“蒼蠅老虎一起打”。制度的螺絲上緊了，通貨膨脹率逐年回落，財政赤字被壓縮，工人下崗再就業工程也隨之推開。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檔口，像李山這樣“空降”回國的專業經理人超過千人，他們在券商、投行、監管機構各就其位。有人笑稱，這是“紫光閣一聲嘆氣”吹來的東風。事實上，這陣東風背后是整個國家對人才的渴求：懂市場規則，熟西方制度，又心系家國。

2003年春，朱镕基離開中南海前，特地給清華經管學院寫了九個字：“培養一流人才，建設一流大學。”李山拿到復印件時，已成為CICC并購部負責人。他把這九個字貼在辦公室門后，每次推門都能看見。有朋友勸他多顧自己，他擺擺手：“先讓企業站得穩，我那點個人得失算什么？”

此后十余年，中國資本市場從蹣跚學步到逐漸成熟，背后有無數類似李山的身影。有人把他們稱作“海歸金融兵團”，也有人把他們視作改革弄潮兒。無論稱謂如何變，1997年那聲微不可察的嘆息，始終在他們心里回響——那是師長的召喚，也是時代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