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清華園里比往常更熱鬧。靜齋宿舍三層的一間小屋燈火通明,十來位學生圍坐一桌,討論剛剛油印出的《曉露》。他們悄聲朗讀馬列著作,輪流批注,每個人臉上都帶著興奮。組織者之一朱镕基說:“咱們不只寫文章,還得想辦法把國家的路走得通。”當時的他二十歲出頭,仍是電機系的學生,卻已習慣在工學與時事之間來回穿梭。
這間狹小的屋子里,還有一位安靜的旁聽者——大一新生李山。那時沒人想到,半個世紀后,兩人會在中南海以“總理”和“代表”的身份再度相逢。小集體的活動結束后,李山悄悄記下一句批在墻報上的話:“為蒼生立命,為生民立業。”這八個字成了他離開祖國后始終惦念的燈塔。
1951年,朱镕基帶著清華畢業證踏上前往東北的列車。計劃室、計委、能源口、經委,一路向上,文件與數據成了他新的課本。工地、廠房、調研現場,他風塵仆仆,常對技術員說:“賬面再漂亮,也要落在機器轉動的那一刻。”同事回憶,朱镕基批文件像刀切豆腐,言簡意賅,卻從不放過一處漏洞。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管理的缺位越來越刺眼。1984年,經管學院在清華掛牌,校方想找一位能把理論與實踐扣在一起的院長,名單幾經輾轉還是落在朱镕基名字上。那年他是國家經委副主任,公務纏身,卻隔三差五擠時間回母校,陪學生推公式、談項目。課間,他常提醒學生:“經濟學別只顧算模型,要盯著工廠煙囪冒不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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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就在那幾屆學生當中。課堂上,他把麻省理工的錄取通知遞給朱镕基,師長摸了摸信封,半開玩笑地說:“去吧,早去早回。”1990年,李山飛往波士頓深造,隨后進入瑞信、再跳到高盛,幾年間從分析員做到執行董事,年薪翻了又翻。華爾街燈火璀璨,可只要提起母校聚會,他總第一個報到,說自己“還欠清華一堂選修課”。
時間掠到1997年2月10日,紫光閣外寒梅正開。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迎接美國高盛投資銀行代表團。握手時,他忽然發現排在中段的那位亞裔男子格外眼熟。“李山?”他愣了下,隨即笑了。賓主落座后,朱镕基卻輕輕嘆了一口氣。短暫的交流后,再次停頓,他抬頭直視舊日門生:“我付多少錢你才愿意回來?”屋子里略顯尷尬,代表團翻譯沒敢出聲。
“總理,薪水不是問題,只要能做對國家有意義的事。”李山站起身,聲音有些發緊。朱镕基抬手示意坐下,“我不是責備你,華爾街很鍛煉人,但國家正缺懂金融的行家。”這幾句對話,用不上十秒,卻像重錘敲在李山心口。離京那晚,他在賓館反復回想課堂上聽過的那句話——“管錢先管制度”。
幾個月后,紐約曼哈頓的晨曦里,李山在辦公室完成離職手續。原本等待他的,是高盛上市后至少數百萬美元的期權,他卻挑選了另一條路。1998年春,他帶著家人回到北京,加入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負責國際業務。從那天起,他成了資本市場與宏觀決策之間的紐帶,參與國企改革、H股上市、外匯管理體制完善等多項議題。李山常被問及緣由,他只回答:“欠老師的那堂課,到現在才補上。”
同一年,朱镕基接過國務院總理的擔子。宏觀經濟過熱、銀行壞賬攀升、外匯儲備捉襟見肘,任務堆成高山。部長們回憶,他在會議室里連軸轉,常把夜燈開到凌晨。面對赤字,他強調“要過緊日子”,還引用老行家話:“算盤撥得清,糧袋子才填得滿。”對腐敗,他下令查大案,“蒼蠅老虎一起打”。制度的螺絲上緊了,通貨膨脹率逐年回落,財政赤字被壓縮,工人下崗再就業工程也隨之推開。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檔口,像李山這樣“空降”回國的專業經理人超過千人,他們在券商、投行、監管機構各就其位。有人笑稱,這是“紫光閣一聲嘆氣”吹來的東風。事實上,這陣東風背后是整個國家對人才的渴求:懂市場規則,熟西方制度,又心系家國。
2003年春,朱镕基離開中南海前,特地給清華經管學院寫了九個字:“培養一流人才,建設一流大學。”李山拿到復印件時,已成為CICC并購部負責人。他把這九個字貼在辦公室門后,每次推門都能看見。有朋友勸他多顧自己,他擺擺手:“先讓企業站得穩,我那點個人得失算什么?”
此后十余年,中國資本市場從蹣跚學步到逐漸成熟,背后有無數類似李山的身影。有人把他們稱作“海歸金融兵團”,也有人把他們視作改革弄潮兒。無論稱謂如何變,1997年那聲微不可察的嘆息,始終在他們心里回響——那是師長的召喚,也是時代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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