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令的最后一個受害者，叫郭圣通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光武帝劉秀下達了他自平定天下以來最重要的一項旨意：廢后。

劉秀的廢后決定，不僅給陰麗華與郭圣通二人定了調，也標志著二者背后的南陽派與河北派之間的斗爭有了結果。

河北派與南陽派之間的明爭暗斗自光武帝“創業”初期就開始了，南陽是光武帝劉秀的家鄉，河北則是劉秀的“龍興之地”，兩個派系同樣能量巨大，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郭圣通被廢前2年，劉秀下令清查天下土地、人口，這項命令是后續政策的基石，所以劉秀十分重視，南陽、河北兩大集團在面對劉秀為之傾注大量心血的“度田”問題上表現迥異，而這也幫助劉秀在南陽、河北集團問題上下定決心。

度田事件爆發的導火索是光武帝劉秀看到陳留吏的牘上寫有，“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的字樣，關于這句話的含義，劉秀年僅12歲的兒子一針見血地指出：河南是帝都，權貴云集，南陽是帝鄉，外戚遍地，清查土地的官員對于這兩地的土地清查恐怕要顧忌權貴們的利益。

這位年僅12歲的皇子，正是陰麗華的第一子，那時候，他還叫劉陽。

龍興之地

劉秀人生的最大的轉折發生在更始元年（23年），這一年，劉秀的人生經歷了極限起落。

先是劉秀在昆陽以少勝多，一戰打崩王莽軍主力，基本宣布新莽政權的滅亡。

但隨后，剛剛建立的新莽政權發生激烈內訌，劉秀的兄長劉演被更始帝劉玄所殺，劉秀靠著極限示弱才避免了被一并株連的命運。

在這個過程中，劉秀回到家鄉南陽迎娶了出身新野豪族的陰麗華。

殺掉劉演后，對劉秀的處置問題反而成為了更始政權的難題，多方考量下，劉秀被任命為大司馬，前往河北地區進行招撫。

從結果上看，河北是劉秀的福地，但從過程上看，河北承載了劉秀太多的傷心與無奈。

劉秀在河北的招撫工作剛剛有些起色就遭遇了重大變故，原趙繆王之子劉林與劉秀理念不合，遂擁立一個叫王郎的人在河北稱帝，由于是河北的本土政權，當地豪族大多在劉秀和王郎之間選擇了后者。

劉秀突然之間變成了孤家寡人，被到處追殺，十分狼狽。

直到信都太守任光、合城太守邳彤、上谷太守耿況等地方實力派的出現才幫助劉秀在河北初步站穩了腳跟，但即便如此，此時劉秀集團實力仍弱于有眾多豪族支持的王郎。

這個關鍵時期，時代拋出了一個十分尷尬的問題讓劉秀回答，在河北頗有勢力的真定王劉揚愿意與劉秀聯合，但條件是劉秀要迎娶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劉秀根本就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當初迎娶陰麗華是為了聯合自己家鄉南陽的豪族，但南陽豪族遠在千里之外，遠水解不了近渴，如今身處河北殺局中的劉秀如果錯失良機把真定王劉揚勢力推向王郎，基本就等于宣布自己集團的覆滅，所以這門婚事，劉秀是必須答應的。

迎娶郭圣通并獲得其舅舅真定王劉揚的支持后，河北勢力開始重新站隊，以上谷、漁陽精銳騎兵為代表的河北最強豪族武裝一邊。

隨后劉秀滅王郎，并相繼剿滅了河北地區的銅馬、高湖、大槍等農民軍，將投降者編入自己的武裝，劉秀勢力得以再上一個臺階，并真正擁有了爭奪天下的資格。

毫無疑問，河北是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

但劉秀與河北的恩怨情仇可不會這樣輕易了解，后面還有很多事，讓劉秀與河北豪族之間的關系變成一團解不開的亂麻。

恩怨情仇

劉秀能夠平定河北，靠的是任光、邳彤、耿況、耿純、彭寵、劉揚等豪族的支持，用今天的說法，這些豪族應該算是劉秀的“合伙人”、“原始股東”或“投資人”，創始人與合伙人、投資人之間的矛盾是現代企業問題的永恒話題，這些問題在光武帝劉秀“創業”的過程中同樣存在。

劉秀奪取天下的過程中，面臨的兩次最重大的“后方失火”都由河北豪族發起。

劉秀在剿滅各路起義軍徹底平定后繼皇帝位，同時對各路功臣論功行賞，但在封賞的時候，真定王劉揚的官職和封地都沒有變化（他也確實封無可封了），真讓劉揚十分不滿，仗著自己手握重兵又在河北豪族中有極高威望，遂準備自立單干。

面對反跡已現的真定王劉揚，劉秀決定以最小的代價將其絞殺，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的耿純與真定王劉揚有親戚關系，按輩分上算是劉揚的外甥，劉秀派耿純去與劉揚談判，劉揚對耿純沒有多少戒備，欣然去談判，結果被耿純手起刀落給砍了。

耿純的斬首行動成功震懾住了真定勢力，一場叛亂被消滅于萌芽狀態，但劉秀接下來的動作非常耐人尋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重新封劉揚的兒子劉得為新的真定王。

第二，將負責斬殺劉揚的耿純從中央派到了地方。

第三，也是最重要，且最不可思議的一點，劉秀居然在這個時候宣布立真定王劉揚的外甥女郭圣通為后。

一般認為，劉秀與郭圣通是政治聯姻，郭圣通背后的倚仗是他的舅舅真定王劉揚，但劉揚在的時候，劉秀并沒有急著決定郭圣通和陰麗華這兩位妻子誰為皇后，只是將二者都封為貴人。

按理說，真定王劉揚都被殺了，劉秀完全沒有必要再去顧忌郭圣通背后的家族勢力了，但他卻在這個時候選擇立郭圣通為后，這有些令人難以理解。

事出反常必有妖，將劉秀斬殺真定王劉揚后的三件事串聯起來看，就能明白劉秀的真實用意。

劉秀做的這三件事都有一個目的：安撫河北勢力。

劉秀殺真定王劉揚這件事可大可小，可以解釋為劉秀對有反叛之意的劉揚下手，也可以解釋為對整個河北集團下手。

劉秀重新封賞劉揚之子劉得為真定王，將殺劉揚的耿純調離中央，都是為了安撫河北勢力，盡管此時的劉秀已經兼并了多路農民軍，但河北勢力手中強大的豪族武裝，仍是劉秀打天下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倚仗，如果此時與河北豪族鬧翻，無異于自毀長城。

在沒有走正式流程的情況下直接做掉河北派重要成員劉揚，這件事對于河北的心理沖擊還是很大的，所以只做以上兩件事恐怕還不足以讓整個河北派放心，所以劉秀拋出了終極橄欖枝：立郭圣通為后。

此時郭圣通已經為劉秀生下長子劉強，劉秀立郭圣通為后，等于宣布了劉強是未來儲君，未來的皇位將由你們河北派的子弟來繼承，這是劉秀給河北派吃下的最強定心丸。

通過劉秀對真定王劉揚反叛問題的處理方式，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此時的河北豪族雖然在名義上都已經加入到了劉秀集團，是劉秀這個皇帝麾下的臣民，但他們仍舊有著自己的勢力范圍。

殺掉真定王劉揚的耿純前往地方任職時，劉秀問他你家中子弟有誰能代替你統領軍隊，耿純推薦了弟弟耿植，劉秀遂任命耿植接替耿純領兵，至于領的是哪路兵，史書上沒細說，但大概率就是耿純加入劉秀集團時帶來的兵，這些兵只認耿家，不認劉秀。

通過這幾件事，劉秀與河北豪族之間的關系就更清晰了，此時的劉秀集團尚未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它更像一個軍閥聯盟。

除真定王劉揚事件外，河北豪族對劉秀的另一次“暴擊”也證明了這一點，漁陽太守彭寵當初與上谷太守耿況一同加入劉秀集團，并給劉秀帶去了當時天下最強騎兵：幽州突騎。

但在河北大體被平定后，劉秀對耿況家的重視程度明顯在彭寵之上，彭寵對此極為不滿，并最終以漁陽郡反叛，自立為燕王。

彭寵勢力的叛亂持續了數年才被徹底平定，漁陽彭寵甚至成為了劉秀在平定天下過程中剿滅難度僅次于隴西隗慠的豪族勢力。

河北豪族是劉秀的貴人，但也給劉秀制造了無數麻煩。

最后較量

劉秀平定天下后，其與河北豪族之間的相愛相殺仍未結束，這就要從文章開頭的“度田”事件說起了。

劉秀平定天下后，下令丈量土地，清查人口，這本是極為尋常的一件事，但這項簡單命令卻被豪族們玩出了新花樣。

豪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地方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份影響力足夠影響地方官員決策。

清查土地時，地方豪族們通過種種手段讓地方官員把豪族手中土地少報，而為了把數對上，相應地就得把百姓手中的土地多報。

但土地跟稅收是掛鉤的，多報土地就意味著要多交稅，豪族們這么一搞造成的結果就是讓有很多錢和地的豪族們可以少交稅，而本就沒有多少錢和土地普通百姓卻要多交稅，一時間民怨沸騰。

劉秀在得知事情真相后大為震怒，因為度田不實一口氣殺掉了十多個太守，劉秀的雷霆手段讓天下豪族大為震驚。

但震驚歸震驚，大多數豪族選擇不再隱瞞田產乖乖交稅，而河北豪族卻沒有那么聽話，他們選擇直接武裝起來跟劉秀干。

青徐幽冀等河北州縣出現了大規模豪族暴動。

劉秀在統一天下后，下令罷州縣兵，目的就是要削弱地方豪族勢力的武裝力量。

但豪族之所以為豪族，就是因為在地方能量巨大，劉秀可以取消正式的郡縣兵，但是卻很難根除豪族勢力養私兵。

況且讓部隊解除武裝本就一件很難的事，地方豪強從新莽，甚至從西漢后期就開始豢養的私兵，哪是一紙文件就能瞬間解散的。

在看到劉秀真是要下定決心清查他們田產之后，河北豪族也不客氣，直接帶領自己多年積攢的私兵攻打州郡。

豪族本就是地方的實力派，與地方官僚系統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地方官僚系統鎮壓豪族叛亂的動力不足，再加上劉秀罷黜了郡縣兵，更是給了地方官“躺平”的理由，一時之間，大量河北郡縣被叛軍攻克，天下一度震動。

河北豪族在用行動告訴天下，誰才是這個時代的主宰者，但是別忘了，他們面對的光武帝劉秀當年可就是從河北殺出來的，他們這點手段，在劉秀面前根本不夠看。

劉秀先是以強大的中央軍鎮壓河北豪族叛亂，那群豪族武裝哪是中央軍的對手，交手幾次就知道了大小王，但豪族們還想在掙扎一下，他們唯一的優勢是在地方勢力雄厚，于是他們就利用這一點跟朝廷玩起了捉迷藏，中央軍一到，他們就作鳥獸散，中央軍一撤，他們就繼續襲擾州縣。

但這點小把戲又豈能玩得過光武帝劉秀？怎么對付河北豪族他比誰都清楚，他們看重的無非利益二字。

劉秀下令豪族武裝中，五人共斬殺一人者，五人免罪，至于郡縣官吏，以往縱容豪族武裝的罪過全免，只以從現在起斬獲的叛軍數量論獎懲。

此令一出，豪族武裝被從內部瓦解，不過四個月，河北大暴動被成功平息。

在度田問題上，河北豪族的舉動又一次向光武帝劉秀顯示了其“不服管”的特點。、

隱藏田產是天下豪族的共性問題，并非只有河北豪族如是做，當時皇子劉陽向劉秀說的是：帝都河南、帝鄉南陽的土地不好查，可沒說河北的土地不好查。

結果面對光武帝劉秀嚴格的度田令，大多數豪族都審時度勢，要么乖乖上稅，要么找各種制度漏洞為自己牟利，只有河北豪族選擇直接硬剛，起兵跟朝廷火拼。

劉秀對于河北的感情是復雜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而河北豪族們在度田問題上的極端行為徹底讓劉秀下定了決心：河北豪族太不好管，絕不能把國家交到這一派系手中。

河北豪族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幫助劉秀在困擾他多年的河北、南陽問題上做出了選擇。

既然天下不能到河北派手中，那么郭圣通的兒子就不能當太子，而在皇后和太子問題上，更換皇后的阻力相對較小。

于是，郭圣通，這個當年被作為劉秀與河北派聯盟標志的女人，如今也要被作為拋棄河北派的標志而被劉秀廢黜。

另一種選擇

以上是我們站在河北派視角上復盤的劉秀廢后事件的經過，毫無疑問，在這場圍繞皇后以及儲君之位的博弈中，河北派雖實力雄厚，但最終出局。

現在，讓我們再試圖以勝利者南陽派的視角來復盤一下這個博弈過程。

先說結論：南陽派取勝，很大程度上是靠著《雍正王朝》里鄔思道給“四爺”定下的“不爭是爭，爭是不爭”的戰略思路。

南陽是劉秀的老家，云臺二十八將中屬于南陽系的主要有：鄧禹、朱祜、岑彭、劉隆、賈復、杜茂、陳俊、馬武、馬成。

有一說一，在劉秀奪取天下的過程中，南陽派提供的幫助不如河北派。

但由于是同鄉，南陽派與劉秀建立聯系的時間比河北派更早，劉秀被玄漢政權任命為大司馬并派其招撫河北各州郡時，鄧禹就以同鄉的身份與劉秀同往，在鄧禹的引薦下，賈復也在稍后加入劉秀集團。

在人微末與危難時建立的關系往往更值錢，所以鄧禹、賈復所代表的南陽派，雖然在隨后經歷的“河北大逃殺”中給劉秀帶來的幫助遠不如直接帶著軍隊加入的耿況、任光等河北豪族，但在劉秀創業的最艱難時期，鄧禹、賈復等南陽派是陪在劉秀身邊的，早期的加入和同鄉的身份，讓南陽派成為了劉秀的天然心腹。

之前的提到，南陽派在與河北派博弈中勝出，體現了“爭是不爭，不爭是爭的原則”。

但這并不是因為南陽派高風亮節，實在是在劉秀創業之初，他們手上沒有籌碼，他們做不到像耿況等河北豪族直接帶著精銳部隊加入，所以他們根本沒有能力跟劉秀，甚至跟河北派討價還價。

南陽派的“不爭”起初是被迫的，他們的硬實力嚴重不足，在劉秀初次討論到立后這個問題時，自知實力不足的南陽派陰麗華根本就沒動與河北派郭圣通爭的念頭。

而到了后期，南陽派的“不爭”就顯得更加耐人尋味了。

陰麗華的長子，天資聰穎的皇子劉陽，在面對光武帝關于度田問題的疑問時，沒有因為母親是南陽人而選擇裝聾作啞，而是直言南陽作為帝鄉恐怕有大量隱藏田地的現象。

陰麗華母子的行為邏輯其實與《雍正王朝》里“四爺”很像，將幫助皇帝解決實際問題放在首位，無論是河北派人心不穩，需要立郭圣通為皇后以穩定人心時陰麗華的主動退出，還是劉陽（后來的漢明帝劉莊）不計自己南陽人身份，實事求是地分析南陽可能存在大量隱藏土地的情況，無不是在替光武帝劉秀著想。

隨著國家統一和權力向皇帝的集中，南陽派與光武帝劉秀之間的情感紐帶作用開始蓋過河北派的實際作用。

其實相比于河北派，南陽派最大的優勢就是能認清自己定位，時刻知道該做什么事。

無論是打天下時，還是坐天下時，南陽派都自己的命運是跟劉秀綁在一起的，所以才能想劉秀之所想，急劉秀之所急。

而河北派就經常顯得十分“拎不清”，他們始終認為自己是“股東”，是“投資人”，不是劉秀的手下，所以在集團中享有一定特權也是天經地義的，殊不知任何帝王對于集團內部的“割據勢力”的容忍度都是非常低的。

當然，在打天下的過程中，出于現實需要，劉秀對于集團內部“土皇帝”問題尚能忍受，但一旦到了坐天下階段，光武帝劉秀和其他皇帝一樣，都絕不會允許自己集團內部有割據勢力存在。

“度田事件“中河北豪族們在天下已然大定的時代背景下依然想抱著自己的勢力范圍不放，結果就只能是走到作為皇帝的光武帝劉秀的對立面，讓真定王劉揚一類的事件不斷上演。

與河北豪族之間的愛恨情仇貫穿了整個光武一朝，即便在劉秀決定廢后，他與河北豪族之間的復雜關系也未結束。

劉秀的廢后過程堪稱歷史上最和諧，郭圣通被廢之后，沒有被打入冷宮，更沒有被直接處死，而是被派到其兒子的封地，劉秀甚至還增加了郭圣通生下的幾個孩子的封地作為對郭圣通的補償。

對于郭圣通的家人，劉秀也是能封侯就封侯，能賞賜就賞賜，劉秀在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智慧，讓歷來伴隨著血雨腥風的皇后、太子位爭奪顯得云淡風輕，陰麗華與郭圣通以一種近乎完美的方式實現了權力的交接。

不過想一想，劉秀在廢后問題上對郭圣通的處理，與他對待河北豪族時的方式如出一轍，都是在主要問題上堅決，再次要問題上給予補償，無論是對付河北豪族，還是對付來自河北的郭圣通，劉秀都是這一套手段。

如果將劉秀與河北豪族定義為盟友，那么這對盟友只怕難言善始善終，但如果將二者的關系定義為博弈的對手，那么在這場漫長的博弈中，占據主動權的一方始終是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