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牢籠，晚唐節度使不等于漢末軍閥，后者的日子一點不好過

以五代十國為背景的歷史劇《太平年》開頭就是一個“人相食”的震撼場面：

太尉張彥澤命其子殺百姓做軍糧，其子不肯，張彥澤便親自殺其子做軍糧，在殺掉自己的兒子后，張彥澤對麾下士卒喊話：我不只有一個兒子，涇原軍1萬兒郎皆是我的骨肉，誰敢餓著我的骨肉，我就碾碎誰的骨頭。

張彥澤以一種決絕的方式展示了當時的一種真理：誰也不能餓著當兵的。

某種意義上講，“不能餓著當兵的”是晚唐五代一個多世紀的第一社會準則。

如果不能充分理解這句話背后的分量，就無法理解整個晚唐時期，皇帝與藩鎮之間的詭異關系。

如果不能充分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就很容易將晚唐、五代的節度使，等同于漢末三國的軍閥或諸侯。

然而現實中，二者幾乎可以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某種意義上講，能被稱之為“軍閥”的節度使，在史思明死后，便已經不復存在，在這之后的節度使，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藩鎮1.0

李唐王朝的初期的軍事制度是承襲于北周和隋朝的府兵制：帝國各州郡設折沖府，其治下之民平時耕種，戰時從軍，戰爭結束隊伍解散，士卒各自回到家鄉。

至于領兵出戰的將領，也有類似的體制，唐初的文官與武將體系是相通的，領兵征戰的將領，回朝在文官系統中任重要職務的案例屢見不鮮，“出將入相”甚至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政治傳統。

府兵制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既能降低養兵成本，又能從源頭上防止軍閥做大，但其要想成立必須得有一個前提條件，帝國內部自耕農群體的數量足夠多。

府兵制能夠成型的前提是均田制，帝國讓折沖府里的百姓自備裝備為其打仗的前提是分給后者一塊足以養活一家老小的土地，并且免稅。

但歷經武周一朝轟轟烈烈的土地兼并，至玄宗時，大量自耕農破產，其實到這一步，府兵制就玩不下去了，因為沒有土地的佃農根本就沒有自備武器狀態上戰場的經濟基礎。

玄宗兵變上位時，唐帝國軍隊戰斗力大幅下降，周邊游牧民族虎視眈眈，急需一場徹底的軍事改革，募兵制、藩鎮、節度使就是在這一時期登上歷史舞臺。

募兵制的核心是軍人職業化，領軍餉，武器裝備國家提供，這樣做既擴大了兵源，又提高了軍隊戰斗力，可謂一舉兩得。

但任何事都有代價，一旦軍鎮長官擁有了自主募兵的權力，其與麾下士兵就形成了穩定的上下級關系，這種關系為鎮將軍閥化奠定了基礎。

一旦將自主募兵的權力下放給節度使，將得讓節度使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于是地方的部分稅收就會自然而然地被劃歸給節度使。

此時的節度使雖然在理論上具備了割據一方的能力，但皇帝仍有相當多的辦法對其制衡，最主要的辦法毫無疑問是讓節度使之間相互制衡，天下十大藩鎮，單一節度使的力量都不足以對抗中央，帝國在得以實現平衡下的控制。

另外，“出將入相”的傳統在玄宗朝初期仍在被執行，通過調地方鎮將到中央任職的方式，唐帝國仍有辦法遏制軍閥割據。

但隨著李林甫的專權，出將入相制度被打破，再加上玄宗對胡人將領的無限信任，最終養出了安祿山這個手握三鎮雄兵的怪物。

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手握20萬精兵的安祿山，其生態位確實很像漢末三國時期的軍閥，但是千萬不要把安祿山的狀態理解為晚唐五代節度使的常態。

安祿山開啟的是“藩鎮1.0”時代，很可惜，隨著版本的更新，節度使的地位不是在升高，而是在降低，似安祿山這般強勢的節度使，幾乎成了絕唱。

涇原兵變

《太平年》開頭的那一幕張彥澤殺子作軍糧的戲碼發生在涇原軍中。

歷史中的張彥澤罪行累累，其軍隊轉戰多處，所過之處皆寸草不生，為何要將殺百姓做軍糧這樣的震撼戲碼安排在其統領涇原軍時期，大概率與那場轟轟烈烈的兵變說起。

安史之亂歷經8載終于被平定后，但作為安史舊部的河朔三鎮仍舊處于半獨立狀態，唐德宗李適繼位后希望徹底解決藩鎮問題，但幾番用兵后，并不順利。

建中四年(783)，唐德宗李適決定調5000涇原兵前往河東鎮壓叛亂的李希烈。

涇原軍的駐地在西北邊陲，將士日子過得相當窮困，所以在剛剛接到調令時，涇原軍的熱情其實是相當高的，他們認為皇帝調他們打仗，肯定會放賞，于是攜家眷跟隨節度使姚令言前往長安應招（帶家眷的原因是想讓家眷直接把皇帝的賞賜搬回老家）。

結果一到長安后，涇原軍大失所望，吃的是粗茶淡飯不說，京官們還嫌他們窮酸，動輒對其言語侮辱。

隨著不滿情緒不斷醞釀，有人提出：我們為皇帝打仗，結果連頓飽飯也不給，況且我們手上沒有趁手的家伙，本來指望朝廷發，結果朝廷不發，怎么以空手去對抗叛軍的白刃呀？聽說京城中有兩座大倉，物資齊全，不過取出以自救。

見麾下將士已經執意要開搶了，節度使姚令言趕緊面見唐德宗陳明厲害，眼看兵變在即的德宗終于舍得花錢了，拿出府庫中的絹慰勞涇原軍。

但當節度使姚令言帶著皇帝即將放賞的消息回到軍營時，事態已經不可收拾了，士卒們不但不聽姚令言的命令，還拿箭射他。

亂軍殺入城中，禁軍帶頭逃跑，德宗只得帶領親隨倉皇逃出長安。

控制京師的涇原軍意識到得找一個頭目，他們并沒有選擇節度使姚令言，而是選擇了昔日曾在涇原領兵，此時正好居住在京師的朱泚。

叛軍請求朱泚出山稱帝，主持大局，朱泚十分清楚，事已至此，如果拒絕立刻就要腦袋搬家，于是出山，登基稱“大秦皇帝”。

朱泚登基后，立刻下達了對此時逃到奉天的唐德宗的追殺令，于是叛軍圍攻奉天數日，形勢一度十分危急，德宗幾次險些被殺，但隨著朔方軍節度使李懷光等的援兵趕到，形勢開始有利于官軍。

叛軍無奈，只得撤回長安固守，但就在形勢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時，朝臣卻開始猜忌起李懷光。

李懷光害怕被害死，竟轉過來去朱泚合作，后更多官軍趕到，又歷時一年多，才最終平定了朱泚等人的叛亂。

涇原軍剛剛進城時，一定不會有人想到，這場5000人因待遇問題而鬧起來的兵變，竟會演變成京師失守，天子被圍，各路節度使混戰的超級亂局。

經歷了這樣一場生死變局的德宗，不再雄心勃勃要解決藩鎮問題，反而下了罪己詔，等于承認了包括河朔三鎮在內的各路節度使的存在。

一場涇原兵變，讓節度使“土皇帝”的身份得到了變相承認，藩鎮格局進入了新的時期。

但是從涇原兵變的經過來看，作為“土皇帝”的節度使，日子過得似乎不那么滋潤。

下克上

這里，必須要說一說，涇原兵在兵變后的表現和結局。

涇原軍擁立的“皇帝”朱泚，意識到叛軍的第一要務是趁著逃出長安的唐德宗身邊沒兵，趕緊將其干掉，如果讓后者站穩腳跟，以天子之名號令天下兵馬勤王，就自己手上那點力量是不夠看的。

于是朱泚率軍急攻唐德宗所在的奉天，這里面要說一下朱泚，他本身河北人，后因戰功入京，輾轉多地任節度使，由于朱泚出手大方，對手下舍得給錢，所以無論到哪都得將士擁戴。

涇原兵找朱泚當皇帝也是因為他給錢痛快，應該說涇原軍找朱泚可算是找對人了，朱泚被架上皇位后，既意識到沒有退路了，他靠著自己的影響力，發動此時在京師的幽州舊部，與涇原軍一同圍攻在奉天的唐德宗。

在圍攻奉天城的戰役中，身先士卒的大多是朱泚的幽州舊部，而涇原兵大多護錢不戰。

后來眼看叛軍成功無望，這群涇原兵也不愿意與朱泚共存亡，而是自己拿著搶來的錢回西北老家，一些人后來還“反正”了，又變回了大唐的“忠臣良將”。

這場荒唐至極的涇原兵變，無比真實地展示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和軍事生態。

在涇原兵變中，出現的兩個高級軍事將領：節度使姚令言和“大秦皇帝”朱泚原本都是不想反的，尤其是節度使姚令言，他不但不想反，還在盡最大的努力，在皇帝與麾下士兵之間周旋，希望阻止這場反叛。

但是很遺憾，姚令言作為節度使的權威根本就不好使，即便他帶回了皇帝即將放賞的消息，麾下士兵不但不聽從他的命令收兵回營，還拿箭去射他。

至于被叛軍們推舉出來的所謂“大秦皇帝”，很遺憾，他也指揮不動這幫涇原軍，這些家伙搶錢時候積極，打仗時候退的比誰都快，尤其是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

涇原兵變的過程，姚令言和朱泚的遭遇無不透露當時軍中的傳統：下克上。

在安祿山、史思明，這兩個超級叛軍軍閥，以及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等有超高威望的唐軍將領相繼隕落后，唐帝國進入了藩鎮2.0時代。

在這個藩鎮2.0時代，基層將士會以自己的方式去“選擇”節度使。

這便是中晚唐、五代時期的節度使與漢末三國時期軍閥的最大區別。

分久再分

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府兵制時期，唐軍士兵從國家處領取土地，將領則從國家處領取俸祿和封賞，所以他們直接效忠于朝廷，也就是效忠于皇帝，戰爭時期，將領們確實可以指揮士兵們打仗，但是請注意，這并不是將領們本身的權力，這份權力來自于皇帝的授權，是皇權的延伸，將領們本身并沒有權力。

以安祿山、史思明為代表的藩鎮1.0時代的節度使們，他們擁有當地的財政權與自主募兵權，軍中將士的人事調動很大程度上也由他們一人決定，這時的權力結構是：節度使們向任命他的皇帝負責，而將士們向給他們發餉的節度使負責，將士們不再直接向皇帝負責。

藩鎮1.0時代的初期，節度使們由于需要皇帝授權，所以盡管在自己藩鎮內擁有的權力很大，也不敢公然挑戰皇權，但是到了后期，長期擔任鎮將的節度使們與軍隊和當地勢力形成了某種穩定的關系，這時的他們已經不再那么需要皇帝的授權，他們本身就是土皇帝，甚至具備了公然挑戰皇權的能力。

節度使1.0時代的藩鎮與漢末三國時期的軍閥十分相似，漢末三國時期的軍閥，其軍隊由三個方面組成：第一是原東漢朝廷的軍隊，第二是世家大族的私兵部曲，第三則是被收編的起義軍。

經過漢末亂世的大角逐，剩下的軍隊以世家大族的私兵部曲為主，所謂部曲，平時為世家大族耕種，戰時則從軍幫助世家大族打仗。

部曲們的權力完全來源于世族軍閥，后者掌握著部曲武裝的升遷榮辱，所以世族軍閥們指哪，其部曲武裝們就打到哪。

《三國演義》的開頭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這一點，在世族軍閥對麾下部下自上而下授權的時代是成立的，當然，在節度使對麾下士兵有生殺予奪之權的藩鎮1.0時代也是成立的。

無論是袁紹還是曹操，亦或是安祿山、史思明，其目的都是盡可能擴充自己的地盤，當然，地盤擴充到極限，就是統一天下。

這就是分久必合背后的權力邏輯。

而在安祿山、史思明等強勢軍閥死后，情況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基層將士們之間形成了穩定的關系，節度使反而要仰仗他們，很多時候，這些基層將士們還會以自己比較血腥的方式“選”出節度使，至于皇帝的授權，則淪為了形式上的走過場。

于是，權力邏輯發生了徹底的翻轉，節度使的產生方式，變成了麾下將士們的自下而上的授權。

當將士們的權力來自于皇帝時，皇帝的意志決定將士們的意志，當將士們的權力來自于軍閥或節度使時，軍閥或節度使的意志決定將士們的意志。

所以軍閥們可以將統一天下的意志施加于麾下將士身上。

而當軍閥或節度使的權力來自于麾下將士的授權時，權力的邏輯徹底變了，麾下將士的意志決定節度使的意志。

基層士兵們是不可能有“統一天下”這樣宏大的愿望的，他們的愿望無非是多拿錢，少打仗。

士兵們的錢，一方面來自節度使給他們發的軍餉，節度使們為了讓麾下士兵們滿意，就得加緊盤剝百姓，另一方面則來自來自他們搶劫百姓所得，所以這時各節度使軍隊的軍紀都不怎么樣。

這時候再看《太平年》中張彥澤殺子充軍糧的橋段，我們大概可以弄清其背后的邏輯了，就像張彥澤對其子說的那樣：如果喂不飽將士們，他們就要犯上作亂。

在這種邏輯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張彥澤非常清楚，如果鍋中無肉，他這個所謂的太尉，節度使，就得變成那鍋中的肉。

魏博牙兵

長安天子，魏博牙兵，是一句形容當時社會狀態的經典說辭。

這里，我們要說一說“牙兵”這一詞匯的由來，“牙”通“衙”，指節度使的府邸，由于麾下將士們經常玩“下克上”，節度使們也擔心自己哪天睡覺睡到一半被砍了腦袋，所以他們要武裝效忠于自己的親兵。

這些親兵能夠擁有最好的武器裝備和較高的待遇，平時護衛在節度使府邸周圍，是節度使的心腹。

但時間一久，這些節度使們的心腹衙兵也會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他們的生態位也從保護節度使變成了控制節度使，因而這些人也就會日漸驕縱起來，就這樣，衙兵，也就變成了牙兵。

當牙兵們不再是保護而變成威脅時，節度使們還得想別的辦法保護自身安全，于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兵種再次出現：院兵。

院兵，比牙兵更進一步，負責節度使的院子安全。

從牙兵，院兵身上，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當時節度使的窘境，他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看似是一方霸主的他們，非但不能像過去的軍閥一般逐鹿中原，反而要時刻小心自己的腦袋什么時候搬家。

此時的手中的所謂兵權，并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種指揮軍隊的主動權力，而是滿足麾下將士們合理、不合理訴求的義務，這種所謂兵權，不但不是什么財富，還是枷鎖，是牢籠，所隨時可能炸死自己的大雷。

這便是后唐五代時期，社會的終極邏輯，驕兵悍將主導一切，皇帝也好，節度使也罷，不過是工具人，驕兵悍將只顧眼前利益，沒有統一天下那么大愿景，所以整個晚唐，皇帝與藩鎮之間才會以如此尷尬的形式共存。

晚唐的藩鎮格局形成了另一種穩態，這種穩態無法從內部打破，只能由外部來打破。

所以只有黃巢這樣落榜生與其軍事集團中那個叫朱全忠的小子，以及沙陀雇傭兵集團中那個叫李克用的狠人出現時，天下大勢才會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