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競選，有兩位熱門人選成為焦點，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今天來給大家聊一下聯合國秘書長的競選，聯合國的未來走向，正被一場關鍵角逐牽動全局，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競選正式拉開帷幕。

當地時間2月2日，聯合國大會主席發言人柯林斯正式宣布，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獲拉美三國聯合推舉參選，競爭對手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拉斐爾·格羅西。

2026年1月，紐約東河邊那棟聯合國總部的大樓，看起來依舊莊嚴、透明、秩序井然，但真正身處其中的人都明白：這座“玻璃房子”里，權力運作從來不透明。

表面上，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的任期要到年底才結束，時間似乎還很充裕，可實際上，繼任者之爭早已提前啟動，2月2日，當聯大主席發言人柯林斯公開點出米歇爾·巴切萊特和拉斐爾·格羅西這兩個名字時，信號已經非常明確——秘書長的“權力更替期”，正式開始了。

很多人習慣性地把聯合國秘書長的產生，理解為193個成員國“一人一票”的民主結果，但現實恰恰相反，聯大舞臺上的公開辯論、表態和投票，更像是一場對外展示的政治表演，真正決定生死的，是安全理事會那張不對公眾開放的會議桌。

按照既定規則，任何候選人想走到最后，都必須先通過安理會的篩選，而篩選的核心，不是支持票有多少，而是——會不會被否決。

五大常任理事國手中的否決權，是這套制度里最冷酷、也最真實的機制。哪怕你在聯大呼聲再高、背書再多，只要五常中有一國認定你“不可接受”，你的競選就會當場終止，沒有緩沖空間。

2016年的經驗已經證明，所謂“地區輪換”“政治慣例”，在大國共識面前幾乎不值一提，古特雷斯能夠在當年突圍，靠的不是輪換順序，而是五常之間達成了最低限度的妥協。

正因為如此，2026年的這場競爭，從一開始就不是“誰更受歡迎”，而是“誰更安全”，在世界高度分裂、大國互信嚴重不足的背景下，五常對秘書長的容忍度正在急劇下降，而中國，作為其中關鍵的一票，態度將不再模糊，這也直接把焦點，引向了候選人背后的理念差異。

如果把這場競爭拆開來看，其實并不復雜，巴切萊特和格羅西，代表的不是兩種履歷，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聯合國未來方向，先說巴切萊特，她的政治資歷幾乎無可挑剔：兩任智利總統、拉美多國公開支持、國內以善于協調軍政關系著稱。

這些經歷，讓她在政治形象上具備高度親和力，也很容易贏得西方輿論的好感，但真正讓她成為“爭議人物”的，并不是她當過總統，而是她擔任聯合國人權高專期間所展現出的價值立場。

在巴切萊特的政治邏輯中，“人權高于主權”是核心信條，這種理念在歐美體系內部被視為正義，但在大量發展中國家看來，卻意味著外部干預的合法化。

一旦這種價值觀成為秘書長主導下的行動準則，聯合國就很容易被推向道德裁判者的角色，而不是協調者，這種轉向，直接觸碰到中國等國家長期堅持的主權原則，也會讓原本就脆弱的國際共識進一步撕裂。

再看格羅西，風格幾乎完全相反，他不是靠政治口號建立影響力，而是靠具體事務累積信用，無論是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技術談判，還是在戰火中的扎波羅熱核電站斡旋，他始終強調的是風險控制、機制運作和專業判斷，而不是價值宣示。

這種“技術官僚式”的工作方式，在意識形態高度對立的當下，反而顯得稀缺，對中國而言，這種不主動站隊、不輸出意識形態、專注解決具體問題的治理模式，更接近現實需求，世界已經不缺道德判斷，真正短缺的是能把問題壓下去、把風險管住的人。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格羅西的路徑，與中國強調穩定、安全和功能性合作的思路，出現了明顯的交集，這種差異，最終會在安理會內部，被放大和檢驗。

進入2026年上半年，安理會的篩選程序即將加速，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但需要明確的是，中國手中的否決權，并不是用來爭奪話語霸權的工具，而是一種防御性的制度設計，它的核心作用，是防止聯合國偏離《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基本軌道。

如果某位候選人，試圖把聯合國塑造成西方意識形態輸出的平臺，借“普世價值”之名，行政治干預之實，那么這條路線，在安理會階段就會觸發警惕。

否決的對象，并不是個人，而是方向，一旦秘書長角色被定義為價值裁判者，而非協調者，聯合國的中立性將迅速流失，其結果，只會是更多國家選擇繞開這一體系。

相反，如果候選人能夠證明自己有能力壓低政治溫度、提高治理效率，把聯合國重新拉回到處理核安全、氣候風險、糧食危機等現實問題的軌道上，那么即便沒有高調表態，也可能獲得關鍵國家的默許。

這種“低政治、高功能”的秘書長形象，反而更符合當前世界對聯合國的真實需求，站在今天回看，這場競爭本質上不是個人較量，而是路線選擇，世界是繼續在價值對抗中加速分裂，還是在有限共識下勉強運轉，答案并不取決于演講的激情，而取決于能否穩住系統。

當安理會那扇門最終關上，按鈕被按下的那一刻，決定的不只是誰坐上那把椅子，而是聯合國未來五年，還能不能繼續作為一個“可用的工具”存在，而真正的分水嶺，也正是在這一刻，悄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