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紅三代變成賣國賊，隱藏10多年，因一份文件泄露身份

2003年6月初，一次常規電訊監控讓總參某值班室的紅燈驟然亮起。截獲的加密傳真里，中央領導即將赴港的專機班次、車隊路線乃至演講要點寫得一清二楚，仿佛內務筆記。

值班軍官眉頭緊鎖，低聲嘀咕：“這資料，只有極少數人碰得到。”一句話道破了驚心動魄的要害——泄密者就在最核心的位置。暗流自此現形。

追溯線索，偵聽人員發現目標的加密呼號與香港某處公寓的衛星電話吻合。受命趕赴調查的小組用一句行話總結當晚的感覺：敵人在屋里，而門一直沒鎖。

英國情報系統深諳“和平演變”之法門，越是出身紅色的干部，越被他們視為理想突破口。情報戰的鋒刃并不閃光，卻足以割裂最堅固的信仰。

蔡小洪便是那把刀。出生于1957年，他的履歷本是一張完美的紅色名片：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早年追隨周恩來闖南走北；父親蔡誠在延安讀書，1949年后主持司法建設，官至司法部長。親友們都說，“這孩子將來前途不可限量?！?/p>

1989年春節前，《解放軍報》刊出一組銳利的時評，署名“蔡小洪”。當時他只有32歲，外間普遍以為這位年輕人會在理論宣傳口大展拳腳。意外的是，同年夏天，他被調至新華社香港分社，從此與香江結下十余年的糾葛。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香港前途談判最膠著的階段。中方代表時時感到，港督府似乎提前掌握了己方方案。彼時沒人料到，問題的源頭，可能就在一位手握公文袋、每天穿梭于灣仔與金鐘之間的中方工作人員身上。

蔡小洪在香港的生活順風順水。出席商務酒會、應酬社團午宴，都是日常公務。一個地產商遞過來的“幫助費”最初只有名牌腕表，后來干脆成了沉甸甸的信封。50萬元港幣——對他而言是薪水的數十倍——讓警惕潰敗。

他心里明白危險。朋友一句閑談揭開真實面紗：“我們是為英方服務，放心，安全得很。”蔡小洪愣住了，但貪欲壓過恐懼。此后，他像上了不歸船，招投標資料、港府內部擬稿、中央涉港路線被一點點塞進對方的保險箱。

1992年，中英兩國達成《聯合聲明》具體落實細節時，英方總能精準預判中方底線。有人嗅到味道，卻苦無憑證。蔡小洪依舊在暗影中游走，級別不斷上升，1999年出任中聯辦秘書長，距副主任不過一步之遙。

2003年春，非典暴發，京港之間公務往來受限，原定對他進一步考察的流程被推遲。正是這段空檔，給安全部門爭取了時間。當那份泄密文件被截獲，專案組在比對十余名嫌疑人后，把坐標鎖定在銅鑼灣一幢高級公寓。

夜色中，行動人員敲門。蔡小洪尚未來得及摁掉對外通訊裝置，耳機里仍飄著對方催促的英語：“Hurry， transmit the second page.”他抬頭，看見手銬的一瞬間，只吐出一句：“完了?！?/p>

專案組厘清賬目后發現，這名“紅三代”已秘密將妻兒送往倫敦，以備“退路”；個人境外賬戶余額逾千萬美元。更可怕的是，他正準備接觸一份關于高層港澳工作的小范圍匯報，若非被及時擒獲，后果不堪設想。

2004年初，北京中級法院宣判——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蔡小洪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追繳全部非法所得。判決書攤開，他的名號與祖輩功勛形成刺眼對比。

案件震動高層，也讓情報系統痛定思痛。紅色家世不再是天然的防火墻，信念一旦松動，任何背景都可能演變為突破口。此后，涉港涉外崗位的保密制度與經濟審查全面升級。

不得不說，蔡小洪的沉淪是一個時代灰影的剪影。冷戰余溫尚在，金融與情報的雙重滲透讓不少干部誤把“朋友的慷慨”當正常交際。一步錯、步步錯，這句話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史料顯示，英國軍情六處在九十年代先后策反十余名華人情報對象，大多利用金錢與移民誘惑進行控制。蔡小洪的案例被西方同行當成“經典滲透模板”，培訓教材至今仍在內部流傳。

今日翻看卷宗，人們會發現一個微妙細節：1997年7月1日回歸當晚，蔡小洪負責起草的簡報中，關于駐軍進駐節奏的段落，與英國檔案館2005年解密文件中的記載幾乎字字對應。那幾乎是他最早留下的可疑痕跡，卻在當年被忽視。

結案后，他曾對審訊人員低聲說：“我本可以停手，可每次都想著再來一次，沒想到真的收不了口?！倍潭桃痪?，道出人心的幽暗裂縫。

蔡小洪的故事沒有戲劇化的大幕落下，只剩冰冷鐵窗與家族的無盡唏噓。對于每一名手握公權的人來說，信仰與紀律從不是寫在紙上的口號，而是日復一日的自我鍛造。丟掉了它們，再厚的家譜也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