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通知撤人，特朗普調轉槍口，開打經濟絞殺戰，中方做最壞打算

特朗普對伊朗啟動“經濟絞殺戰”，這對美伊局勢將產生哪些影響？對于我國來說，又意味著什么？我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美伊緊張局勢持續之際，美國政府5號再次發布安全警告，敦促美國公民立即離開伊朗，考慮經陸路前往亞美尼亞或土耳其。就在美國通知“撤人”的同時，特朗普則調轉槍口，對伊朗啟動“經濟絞殺戰”，不再僅限于軍事施壓手段。6號當天，特朗普簽署一項行政令，任何與伊朗開展商業往來的國家，在與美國進行的任何商業活動中都將被征收25%的關稅。這一舉措的本質就是將二級制裁升級為“國家間關稅懲罰”，短期內不僅會急劇惡化美伊談判氛圍，同時也會推高伊朗經濟壓力與地區對抗風險。

具體來說的話，其影響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其一，伊朗經濟將遭遇更嚴峻的外部擠壓，伊朗長期依賴石油出口換取外匯以支撐民生與工業運轉，而特朗普的關稅威脅試圖切斷伊朗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聯系，直擊其經濟軟肋，盡管伊朗此前已通過“影子船隊”等方式規避制裁，但面對針對主權國家的關稅懲罰，其貿易渠道將進一步收窄，貨幣貶值、通脹高企等問題可能加劇，進而影響伊朗政府的執政根基與國內穩定。

其二，美伊談判進程將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特朗普在2月6號美伊阿曼間接談判結束當天簽署行政令，這應該與美方對伊朗“不接受停止鈾濃縮” 的強硬立場不滿直接相關，這一關稅威脅會讓伊朗徹底失去妥協動力，反而可能促使伊朗加快核研發與地區反制布局，雙方在核問題、地區影響力等核心分歧上的對立會進一步加深，短期內重啟有效談判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其三，地區安全風險顯著上升，伊朗在經濟承壓下可能通過支持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等代理人勢力，或在霍爾木茲海峽等關鍵航道采取反制行動，以回應美國的極限施壓，這將直接威脅中東能源運輸通道安全，推高國際油價波動，同時也可能引發美國及其地區盟友的軍事反制，形成“施壓—反制—再施壓” 的惡性循環。

其四，這一舉措嚴重沖擊國際經貿規則與全球供應鏈，特朗普的“二級關稅”本質是將經貿問題政治化，違背WTO最惠國待遇等核心原則，強行要求其他國家在美伊之間選邊站隊，這種霸權行徑會引發多國反感，部分國家可能被迫減少與伊朗貿易以規避損失，而另一些與伊朗有深度合作的國家則可能聯合反制，全球貿易體系將面臨進一步分裂，能源、化工等依賴伊朗資源的產業鏈也會出現供應紊亂。

說到這里，多提一句，我國作為伊朗最大貿易伙伴，中伊貿易占伊朗外貿約26%，且核心集中在能源與工業領域，特朗普的這一關稅政策對我國勢必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美國嚴格執行關稅，我國輸美商品可能被額外加征25%關稅，疊加之前已有的關稅壁壘，會顯著增加出口成本，尤其能源、化工等與伊朗合作緊密的行業將受沖擊更大，部分企業可能因合規風險暫停與伊朗的部分交易，進而影響中伊能源合作的穩定性。

從這一點上來看，特朗普的上述關稅舉措其實已經暴露了美國“醉翁之意不在伊”的深層意圖，其核心目標之一是切斷中伊能源與貿易聯系，遏制我國能源進口渠道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特朗普試圖通過打擊中伊本幣結算等合作模式，維護美元在能源貿易中的主導地位。

針對這種情況，我國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已經明確強調，“中方在關稅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明確，關稅戰沒有贏家，中方將堅定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至于應對方式：首先，在外交與法律層面，我國保持明確且堅定的立場，堅決反對美國單邊關稅與“二級制裁”的霸權行徑，通過聯合國、WTO、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平臺，系統揭露其違背最惠國待遇、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的本質，借助國際規則體系削弱其實施基礎與國際認可度，為后續反制與企業維權提供法律支撐。

其次，我國可以進一步強化中伊貿易的“去美元化”與合規化運行，依托已有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擴大中伊本幣結算規模，完善繞開美元金融通道的貿易流程，調整航運、保險與物流路徑，通過第三方中立國中轉、易貨貿易等方式降低美方關稅的實際執行效力。

另外，我國可以進一步完善出口管制、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反制工具，對美關鍵利益領域如能源、農產品、高端制造等保留對等反制空間，一旦美方實質執行關稅，可快速采取針對性措施，提高其施壓成本，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威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