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請求訪華，認錯充滿算計，中方態度堅決，四大條件缺一不可

立陶宛總統和總理同時請求盡快訪華，但其所謂的“認錯”充滿算計，中方態度非常堅決，提出的四大條件缺一不可，不能滿足這些就不要談與中方恢復溝通。

2026年1月，立陶宛新任總理公開承認，過去幾年在對華政策上的選擇讓國家付出了很大代價，相關損失不只是外交層面的緊張，更直接體現在貿易、港口、就業和民生上。

立陶宛現在想把關系拉回正常軌道，但想法和做法之間仍有明顯矛盾，中國方面也給出了明確門檻。

立陶宛總理魯吉尼埃內在議會表達了強烈的挫敗感，形容國家遭受重創，立陶宛政府內部測算的損失約為56億美元。

這個數字放到立陶宛經濟體量中很大，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10%，換成家庭層面的感受，就是過去幾年國家整體收入和就業機會減少，生活壓力上升，財政空間被壓縮。

這些損失與2021年立陶宛在涉臺問題上的做法密切相關，立陶宛當時允許設立“臺灣代表處”，引發中方強烈反應，雙邊關系降級，部分經貿合作中斷或受限。

隨后幾年，立陶宛在貿易和物流上的問題逐步顯現，尤其是依賴中歐貿易流的行業受到沖擊。

克萊佩達港受到的影響被反復提及，該港原本在波羅的海地區承擔重要轉運功能，部分貨流與中歐貿易相關，后續港口吞吐量出現明顯下降，公開數據提到降幅超過30%。

貨運減少會直接影響港口相關崗位，包括裝卸、倉儲、運輸、代理等環節，收入下滑會進一步傳導到當地消費與就業。

中歐班列和相關物流線路也出現調整，貨流更多轉向其他更穩定的節點，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家從中獲益更明顯。

出口端同樣受挫，立陶宛的乳制品、木材等產品對華出口下降幅度較大，有說法稱下滑約52%，出口減少會讓企業現金流變緊，庫存壓力加大，價格下行風險上升。

部分行業出現訂單縮減后，企業選擇裁員或停產，連帶影響供應鏈上下游，除此之外，社會層面的后果更直觀。

公開表述中提到，有1300多家企業倒閉，約6萬人失業，約17萬人落入貧困線附近，按人口比例計算，貧困人口占比上升明顯，生活成本與收入預期的落差擴大。

對普通家庭來說，這類變化意味著工作機會減少，工資談判能力下降，福利壓力上升，部分地區的消費和投資同時轉弱。

這一系列動作試圖向外界說明立陶宛準備止損，想重新進入對話軌道。

但這類調整更像是被經濟現實逼出來的修補，而不是徹底改變路線，立陶宛在早期采取激進做法時，外界普遍認為其預期是通過在對華立場上更強硬，換取美國支持和歐盟補貼，同時提高自身在西方體系中的政治存在感。

幾年過去，預期的外部回報有限，而真實成本持續累積，于是出現回調需求，可是問題在于，立陶宛現在的姿態存在明顯矛盾。

一方面表達希望改善關系，提出想恢復大使級外交關系，另一方面仍堅持保留“臺灣代表處”，并把它包裝成所謂“主權權力”。

這種做法意味著核心問題沒有解決，只是在措辭上做了緩和，想要關系正常化，卻不愿觸動引發問題的根源，外界很難相信這種調整能帶來實質改變。

中方提出的要求大體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改善關系的政治意愿要落實到行動上，關鍵問題必須處理；第二，盡快糾正錯誤言行，停止繼續制造新摩擦；第三，回到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軌道上，這是基本前提；第四，為關系正常化積累條件，重點是建立可持續的政治信用，避免反復搖擺。

這些條件的意義在于，把問題重新鎖定在原則和行動上，避免被對方用模糊表態拖延，立陶宛如果希望恢復經貿合作、吸引投資、讓港口和出口逐步恢復，就必須先解決導致關系降級的根本矛盾，否則只能停留在口頭階段。

目前局面已經很清楚：立陶宛承受了多年成本，開始調整口徑并尋求恢復聯系，但仍試圖保留引發爭議的安排。

立陶宛接下來如果繼續猶豫，國內經濟壓力會持續存在，港口與外貿恢復也難以出現明顯轉折，如果選擇真正糾錯，短期會有政治成本，但可能為長期恢復市場和穩定預期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