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維族漢子在北京遇一煙販，發現他竟是殺害毛澤民的兇手

1949年12月的一個深夜，北京城剛剛結束宵禁，積雪覆滿屋脊。西直門外，一列運送新疆干部家屬的悶罐車緩緩進站。人群中夾雜著一個三十多歲的維吾爾族漢子，他叫吾甫爾，曾在迪化第二監獄與周彬——毛澤民——關過同一間牢房。列車停穩，他用力裹緊羊皮大衣，心里只剩一個念頭：要找到昔日劊子手李英奇。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決定徹底清理新疆反革命血債。劉護平被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社會部部長，他與吾甫爾同獄三年，彼此以兄弟相稱。抵達烏魯木齊不到三個月，劉護平便拿到了關于“執法隊”成員的第一批情報：李英奇或潛伏北平，張思信藏身甘肅武威，富寶廉逃往東北。簡短的電報發往各地公安局，一張無形天網就此鋪開。

轉眼進入1950年，新疆的嚴寒依舊，但北京的春節氣氛已經褪去。2月15日清晨，吾甫爾逛到西單商場，忽然在一排簡陋攤位前駐足——賣香煙的中年男子雙眼凹陷，嘴唇浮腫，與當年監獄辦公室里那個戴呢帽、拎皮鞭的李處長極為相似。吾甫爾不敢聲張，假裝挑煙，心中反復比對，越看越確信：就是他！

“老板，中華多少錢？”吾甫爾故意用帶地方口音的普通話搭話。煙販頭也沒抬，“四百五十元兩條，單盒不零賣。”短短一句，腔調、音色與七年前的喝罵如出一轍。吾甫爾暗暗握緊拳頭，忍住沖動，轉身就走。他要把情報送到公安機關，而不是在鬧市動手。

同一時間，數千里外的武威傳來消息——張思信落網。劉護平趕到甘肅，僅用一張“迪化監獄內部結構圖”便讓對方心理防線崩潰。張思信交代：1943年9月27日夜里，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被蒙面押到監獄辦公室，先木棍悶擊，繼而以麻繩勒頸，半小時全部窒息。“我們照盛世才慣例，叫這法子‘無聲’。”說這話時，他聲音發顫。劉護平追加追問：“埋點在哪？”張思信畫了張素描：六道灣荒山梁，距公路約二里，一排白楊樹做標記。

春雪未融，劉護平帶隊赴現場。凄厲的西北風中，撬開被凍得堅硬的土層，三具遺骨重見天日。骨架混亂難分彼此，幸而張思信記得順序：左起陳潭秋，中間毛澤民，右側林基路。三塊二尺木碑插入土中，眾人默立無聲。

遺骸得以確認，兇手尚在逃。劉護平立即給北京市公安局打長途電話，匯報吾甫爾提供的線索。北京方面調出戶口底冊、失業登記表和老北平警務檔案，不到三天鎖定嫌疑地點：西單北大街12號，名為“長樂煙攤”。

2月26日清晨六點，寒風夾著霧氣，公安干警喬裝成搬運工，分散靠近。李英奇正蹲在路邊擺貨，忽然抬頭，只見幾個小販拔腿往兩旁閃，他本能抓起布包就跑。十幾米處，幾根麻繩交叉甩來，將他絆倒在雪泥里。銬住雙手那刻，李英奇喃喃一句：“完了。”這一幕，被早市群眾圍觀，議論聲此起彼伏。有人竊竊私語：“聽說殺過共產黨員的惡人，終于落網。”

審訊安排在烏魯木齊進行。途中，李英奇先裝失憶，不斷重復“我只是個普通站長”。到達后，面對張思信的當庭對質，他再無法抵賴。夜深審訊室里，燈光昏黃。劉護平攤開卷宗，冷冷告訴他：“文件都在，這是毛澤民烈士留下的獄中草稿，還有你審批的刑訊記錄。”李英奇低頭良久，小聲說：“當年是奉命行事，若不照辦，也會掉腦袋。”劉護平看著他：“現在你要為自己的命負責。”

與此同時，東北公安機關在撫順抓獲富寶廉。此人原本打算搭船去香港，臨行前借口探親，被蹲守民警堵在自家院子。富寶廉見勢不妙，翻墻逃跑，剛落地腳踝扭傷。被押回審訊室，他對殺戮過程供述與張思信吻合，并補充細節：行刑后，盛世才命人拍照，上報重慶軍統總部。照片中，三具尸體排成一線，木尺標注長度，意在證明任務完成。

1950年秋，烏魯木齊體育場舉行公審大會。十余萬群眾涌入看臺，被押上高臺的三名主犯面色灰白。宣判書朗讀到“故意殺害革命同志”“罪無可赦”時，人群爆發怒吼。行刑號聲響起，三顆罪惡的頭顱隨槍聲倒向塵埃。

翌年清明，新疆革命烈士陵園建成。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靈柩移入松柏環繞的新墓區。儀式簡短而肅穆，黃白相間的菊花環繞石碑。朱旦華牽著兒子毛遠新站在墓前，看著碑刻“毛澤民烈士之墓”七個大字，淚水醒目地掛在面頰，卻再沒有發出聲音。毛遠新抬頭，小聲說：“媽媽，我們給爸爸點根香吧。”那年他九歲。

值得一提的是，盛世才自1944年調往重慶、1945年赴南京后，于1949年隨蔣介石退往臺灣。因手上血債累累，他終生惶惶。不少史料記載，他常在半夜驚醒，自稱夢到迪化監獄的“壁聲”，很像毛澤民的咳嗽。諷刺的是，他再無法被引渡受審，留下一段未清算的舊賬。

新疆財政史料對毛澤民改革曾做過專門評估。研究者列出一組數字：1938年發放銀票七類，流通貨幣價值虛高二十余倍；到1941年夏，幣制統一，新疆省歲入歲出首次出現平衡，通脹率降至4.3%。這份成績單本應寫入官方年鑒，卻因1942年9月的突然抓捕戛然而止。從此，新疆財政再次陷入紛亂。若毛澤民能繼續主持三年，至少可為抗日后方節約數千萬經費——學者們多次感慨，“這是看得見的損失，也是無法彌補的空缺”。

監獄同牢的回憶錄里，常出現這樣一個場景：毛澤民手臂綁著吊帶，仍倚在墻角，用微弱聲音與獄友討論國家財政。“票子印得再多，也要有人信，”他說，“百姓吃不上飯，銀票就是廢紙。”說罷輕咳兩聲，把一份《資本論》摘抄小冊子塞給年輕人。誰也沒想到，那一夜之后，壁燈長滅，再無機會聽到他的叮囑。

1953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在內部簡報中首次系統評介毛澤民在新疆的改革嘗試，肯定“其思路與新中國貨幣改革若合符節”。這份簡報只印發百余份，卻成為后來研究者復原經濟史的重要線索。也從側面提醒世人：烈士不僅以血肉赴死，更以才智鋪路。

吾甫爾回到南疆老家后，常被鄰里問起北京追兇的經過。他只說一句：“那是替周彬阿達木討個公道。”二十年過去，左耳失聰、右手凍僵的他依舊守著一片棗林。有人出高價想買，他擺擺手，“種棗的土地不賣，周彬說過，新疆要靠這片土養活娃娃。”話音不高，卻鏗鏘。

至此，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遇害案的主要兇手全部歸案，烈士遺骨安息，歷史留給后人的，不只是血的教訓，還有信念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