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設宴款待鄭洞國，鄭洞國問：您的馬列主義是怎么學的

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個傍晚，西山上剛露出第一抹暮色，燈光已在中南海點亮。剛滿五十一歲的鄭洞國提著一只舊式皮箱，走進懷仁堂邊的小院。他被請來赴宴，主人是毛澤東。對這位曾領兵數萬、又在長春戰役中敗下陣來的人來說，這頓飯意味復雜：既像“朝圣”，又像交卷。

落座后，湖南方言先打破拘謹。毛澤東端著茶碗半開玩笑：“哎呀，’洞國’這個名字，響得很！”一句家鄉口音，讓從湘西走出的鄭洞國放松了肩膀。茶煙氤氳中，毛澤東親手劃燃火柴為他點煙的動作，更像是一道無聲信號：過去的烽火算舊賬，今后大家同在新座標。

菜上到第三道，全聚德的烤鴨剛擺上桌，談話便從病情、家事轉到往事。鄭洞國記得太清楚——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長春已是風聲凄緊，城里斷炊斷糧。正是那天夜里，他給南京拍出“誓死一戰”的電報，然后聽見樓下的空槍聲，才猛然醒悟“氣節”并不能拯救部下。天亮后，他成了解放軍的俘虜。那一夜的茫然，如今看來像另一世。

毛澤東并未去追問當年的托大與遲疑，他更關心的是人心的轉折：“你在哈爾濱整兩年，感覺如何？”鄭洞國坦言，最深的沖擊是課堂上那句“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讓他意識到個人恩怨在時代面前渺小得很。可他仍有困惑——馬列主義里龐雜的概念常常讀來似懂非懂。恰在此刻，他抬頭真誠發問：“主席，您當年是怎么啃下這一塊硬骨頭的？”

屋子里安靜了一秒。毛澤東手指輕敲茶碗邊緣，笑著搖頭：“我啊，也不是一口氣看懂的。”接著，他提到一九二〇年在長沙新民學會討論《共產黨宣言》的情景。那時他還是圖書館職員，不敢妄稱“革命者”。后來到安源煤礦，與工人同吃同住，“學生腔”“先生派”全擱不下身段，工友瞅著他就隔著一層霧。毛澤東放慢語速：“真正的門檻不是書上的字，是立場。坐在工棚里聽礦工罵苦，那一聲一聲像鐵錘。等心里站到他們那一邊，再翻書，字就活了。”

鄭洞國默默點頭。此時的他已非昔日“新七軍”總司令，而是水利部參事、全國人大代表，卻依舊在找向前與向內的方向。毛澤東沒有講大話，只勸他多跑基層，“同農民坐一炕，同伢子耍一把土，”如此再讀原著，必有別樣滋味。

杯子換了一輪，小院里蟲鳴漸盛。葉劍英插言說，鄭將軍早年在滇南、川西打過不少硬仗，懂山水脈絡，如今水利部正缺懂工程、懂部隊的人；賀龍放下筷，補一句：“壩的事、河的事，都是大事。”鄭洞國沒有推辭，表態愿聽國家安排，只提及一個小小要求：讓他那二百多名原部屬能回鄉務農。毛澤東當即答復：“可以。”

許多史料都把那頓飯寫得隆重，其實場面并不鋪張：四菜一湯，外加花卷。真正的分量在言談里。無論文職、武職，新人舊識，大家繞不過的問題是如何和過去的自己說再見。一九五零年春，鄭洞國在哈爾濱干部學校第一次聽到“完整的軍隊政治工作體系”講座時曾私下嘀咕：“這不是我在緬北練山地戰所缺的嗎？”那聲嘀咕，如今被毛澤東的解釋串成了線——立場，是方法之母。

席散，毛澤東把鄭洞國送到院門口。夜風帶著桂香。老將軍后來回憶，走出照壁聽見一句輕聲叮囑：“路在腳下，多走一走就清楚了。”不見鞭策，卻隱含期待。

接下來的十年，鄭洞國頻繁出現在政協禮堂、民革會議室和黃埔同學會舊照中。他主持水利工程專家座談，跑過山西沁河，也跑過貴州烏江，給基層水利員講隧洞爆破經驗。遇到臺灣來的舊部，他端著搪瓷杯，勸對方到大陸看看。有人擔憂，問他安危，他擺手：“那場長春圍困，我還能撿條命，如今還有什么可怕？”

一九七九年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洞國在北京電視臺的演播室為按語畫押；又在八十年代數次致函臺北，勸昔日戰友“各為其志易，為民族合”。這些信件后來收入《鄭洞國文集》第三卷，篇幅不長，卻常見一詞——“共同”。或許，那頓烤鴨宴上聽來的“拜人民為師”，在他心里生了根。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一點十五分，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燈光未滅。護士記錄的最后一句話，是他斷斷續續提到“湖南老家稻谷收成不錯”。彼時距離那場晚宴，已過去三十七年。歷史的年輪繼續向前，而關于讀書與立場的對話，仍被視作一段別有深意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