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冬的清晨六點多,王近仁提著一只舊皮箱,走出西門崗哨。寒風卷著湖面薄霧,輕輕拍在他臉上,像是臨別前的一記提醒——自1956年進門的那天起,他已經在這里站了整整兩千多個晝夜。院墻漸遠,警衛帽檐上的紅五星被霧吞沒,王近仁心里忽然涌出一句半玩笑的話:“可惜了我的好廚藝啊。”
離開只是調崗,并非褒貶。可對于一個靠爐火丈量時光的人來說,鍋臺換了地方,一切就不一樣了。往事卻忍不住追上來。第一次接到“臨時差事”時,他正在曲園酒樓門口吆喝招牌菜,經理悄悄把他叫到后廚,說有位湖南老鄉想請他掌勺。那一刻他還不知道,小轎車要駛進的是中南海,更不知道墻上那只電鈴會主宰自己往后六年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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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停下,他看見兩個身披白褂的師傅等在門口。李錫吾擅湘味,黃金奎拿手川菜。兩人對他笑,卻什么也沒透口風,只指著墻上一只電鈴交代規矩:鈴響,十五分鐘之內菜必須起鍋。從此,王近仁的聽覺比味覺更敏銳。
真正弄清首長身份是第三天。值班衛士張仙鵬進門隨口一句:“王師傅,毛主席的飯好了沒有?”話出口,人卻愣住,筷子都握僵。驚詫過后只剩翻涌的驕傲。打那以后,他把每一次翻勺當成“作戰”,自語“當炊事兵也得打漂亮仗”。
難就難在“兵器”有限。毛主席菜譜樸素得不可思議,常年四菜一湯,素炒比肉類多得多。王近仁曾暗暗準備燕窩、魚翅等拿手好戲,結果材料根本領不出來。半夜鈴聲忽響,他照單配齊苦瓜炒肉絲、青菜豆腐,毛主席照樣吃得干干凈凈。久而久之他明白,自己學來的富貴菜,大半派不上用場。
不過,總也有機會露兩手。一次菜單寫著“八寶飯”,王近仁滿心歡喜,卻發現倉庫里沒有紅棗蓮子,只有黃豆玉米渣。衛士長李銀橋樂呵解釋:“主席說,這就是長征路上的八寶。”王近仁哭笑不得,但還是把粗糧煮得軟糯噴香。毛主席吃完點頭,道一句“味好”。評價雖簡短,卻比錦旗更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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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次,他想變著法讓主席多吃點魚肉,于是把草魚去骨切塊,裹蛋液加糯米粉,炸到外酥里嫩,配淡湯送上。主席問名稱,他答“吐司魚排”。老人家搖頭笑:“改叫芙蓉魚排。”新名字就這樣定了下來。
當然,也有折騰的時候。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率先提出“三不政策”,連肉和雞蛋都省出來。還讓警衛在湖邊自制蝦籠捕小蝦,自家菜園翻土種菜。他甚至吩咐把花壇鏟平,說“種菜比種花實惠”。王近仁同幾位師傅每天捧著剛拔的苦瓜、茄子研究做法,硬是把粗食做出了幾分家鄉味。
最離奇的是“葉蛋白”。主席要求嘗試樹葉制品以示節儉,廚房人人心驚。王近仁先把榆樹葉反復漂洗、捶碎、沉淀取粉,再與面粉混合做成花卷。面團蒸開后帶淡淡清香,主席嘗后當場命名“葉蛋白”。王近仁心底懸著的石頭終于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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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他是廚師,不如說是時刻待命的哨兵。主席晝夜讀書批文件,一杯茶、一碗面,隨時可能點名。王近仁小憩不慎,曾被一根竹簽扎破眉角,流血不止。主席得知后關心備至,叮囑先養傷,別逞強。那聲“好好休息”讓他再不敢松懈,卻也溫暖到了骨子里。
幾年摸索,他抓到了主席飲食規律:豬油炒素菜要下鍋快、油水足;紅燒肉得肥瘦分明且酥而不爛;干活累了,來碗湯面就行。每當重大會議結束,主席必點一份紅燒肉自勉。王近仁心里暗暗記,凡是那天,配菜都得更用心。
1960年全國艱難,主席帶頭減餐,還在院子里澆菜。夜深,他偶爾會把多余的水果分給身邊人。小女兒李訥見了就鬧:“爸爸都給你們吃了!”眾人哈哈大笑。這樣的場景,王近仁后來回想,覺得像一張褪色的合影,親切卻再也擺拍不出。
調往馬凱餐廳那天,警衛連隊送行。門口枯葉簌簌落落,像是電鈴最后一次回響。新崗位忙而熱鬧,食客絡繹不絕,可王近仁時常想起深夜昏黃燈下,那只簡單的四菜一湯。他知道自己功夫并沒浪費,只是用在了另一種意義的“滿漢全席”——讓最操勞的人吃得放心。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消息傳來,他呆坐半晌,提筆寫下“您的炊事兵王近仁”。往后每到這一天,他都寫同樣的字。有人問緣故,他只笑:“我在他身邊那幾年,沒被批評過一句,這輩子值了。”
廚藝高低,在鍋里也在心里。王近仁離開中南海后常調侃“主席飯菜太素,可惜手藝”,可聲音里聽得出驕傲。因為他深知,自己真正被需要的,是那份隨時起火的責任感,而不僅僅是刀工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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