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衛立煌流亡香港，毛主席下令：立刻通知合肥縣保護家屬

1937年秋，平型關的山風帶著涼意，硝煙在山谷彌漫。衛立煌望著前線狼煙，心里卻有種莫名的激動——八路軍竟憑著步槍和手榴彈，一舉撕開了日軍“鋼壁”。那一刻的驚嘆，只是他多年心境轉折的序章。

抗戰期間他聲名鵲起，被列入“西北五虎”，卻始終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出身并無黃埔背景，又無同鄉加持，這位陜西榆林漢子的前途系于戰功，也系于蔣介石的猜忌。派去山西前線，一面替中央軍搶占華北聲望，一面借機牽制閻錫山，算計得精。蔣介石沒有預料到的是，前線的血與火，讓衛立煌的目光漸漸轉向了另一種選擇。

忻口、陽明堡、雁門關，一連串勝負交錯的日子里，衛立煌頻頻與周恩來、朱德碰面。飯桌上，周恩來說：“共同抗擊侵略，是軍人的天職。”寥寥數字，卻讓他夜不能寐。八路軍紀律嚴整、上下同甘的情景，讓這位久歷權謀的將門之后第一次感到戰場以外的清涼空氣。他給部隊抄印《論持久戰》，選派青年軍官赴延安取經，還悄悄壓下多份“剿共”指令，表面順從，暗地消極。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重燃內戰之火。1947年，衛立煌奉命出任東北“剿總”司令。此刻的他早已斗志全無，處處拖延，處處“磨洋工”，不僅拒絕大規模進攻，還為遼沈戰役的崩盤埋下伏筆。一紙撤職令同日而至，他被幽禁南京上海路寓所，高墻深院，外有保安，內有探子。

時間推到1949年1月。淮海槍炮聲漸息，蔣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接棒。南京上空愁云籠罩，權力交割間，許多舊部忙著往臺灣機艙里鉆。衛立煌卻不愿再“隨船渡海”，內心更擔心合肥的老母與眷屬。李宗仁電話里一句“釋放在即”，讓他看見一絲縫隙，也讓他意識到：再不停步就來不及了。

清華的梅貽琦、北師大的袁敦禮、中央大學的顧毓秀同日來訪，屋中爐火噼啪作響。三位老友提醒，留下是危險，赴臺更是險上加險。衛立煌默默望向窗外街燈，心知香港或許是唯一的出口。幾天后，他與李明揚秘密籌劃，先潛至上海，再伺機乘船南下。1月28日深夜，在細雨里，他登上一艘駛向香港的客輪，身后只有江面昏黃燈火。

船抵啰，香港維多利亞港霧色蒼茫。衛立煌暫得喘息，卻沒心思欣賞異域繁華；舉目皆陌生，唯一牽掛還是合肥的八十五歲老母。暗殺的陰影并未遠去，南京潰敗的特務大都順流南下，誰也不知黑槍暗火何時出現。無奈之下，他提筆寫信給朱德——那位曾在山西并肩協商作戰的老友——懇請照拂親眷。

北平剛剛易幟，繁重政務纏身的朱德將信呈上。毛主席閱后只說一句話：“人得有根。立刻通知合肥，妥為保護。”電令經華東局轉至皖北，當天夜里，合肥縣委便安排民兵晝夜守衛衛家老宅。城中散落的國民黨殘部得知此事，再無膽量驚擾。老太太安然無恙，鄉鄰稱奇。

衛立煌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過。表面風平浪靜，暗里波濤洶涌，臺北方面多次派人勸其赴臺，若拒絕，暗示后果。衛立煌不為所動，終日與世隔絕，手里捧著《解放日報》的香港印刷版，默默數著內戰中失蹤的故舊與部屬。1949年10月1日，他在租住的薄扶林寓所聽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廣播，激動得站起，脫帽肅立，當即拍電報祝賀。

新政權成立后，對衛立煌的態度并非一片坦途。畢竟，1948年底公布的那張“戰犯名單”仍在。可他與共產黨二十余年的若即若離，以及內戰中屢屢消極的記錄，使得中央并未將其置于“永不錄用”之列。1955年春，周恩來向在港愛國人士發出回國參與建設的邀請。衛立煌踟躕數日，終究踏上北歸輪船，與歸僑學生同坐一班艙，既忐忑又欣慰。

抵達廣州，干部們以禮相迎。此時距他逃港已六載，恍如隔世。組織上隨即安排其進京，任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后又參與整理抗戰史料。昔日“西北五虎”脫下舊軍裝，換上中山裝，在中南海會議室旁邊的辦公室寫作作戰回憶錄。說來有點讓人唏噓，他將早年攻打紅軍的戰例逐條抄錄，再附上檢討意見，堪稱自剖。

衛立煌行事向來低調。與不少舊軍政大員相比，他無私人大宅邸，也少有外出應酬。每逢清明，他只去合肥老宅燒香，陪老母話舊。鄉親們說，這位穿灰色中山裝的“衛將軍”像變了個人，見誰都先鞠一躬。有人問他后悔否，他輕聲道：“兵者，國之大事。如今能為中華立命，不易。”

六十年代伊始，身體狀況急轉直下。1960年1月17日清晨，北京協和醫院燈未熄，他在昏迷中度過最后幾個小時，終年六十三歲。治喪委員會規格甚高，骨灰入駐八寶山，與陳賡、李克農等宿將為鄰，戰馬嘶鳴聲仿佛仍在耳畔。

衛立煌的香港一去一返，勾連出1949年風云劇變中的善意與抉擇。毛主席那句“人得有根”，背后是對昔日敵手人性的體察，也是新政權胸襟的象征。至此，這位曾在戰場上轉折、在政潮中周旋的西北名將，終于把宿命與故土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