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見京劇演員李炳淑時，因何事對曾希圣說：你還是忍痛割愛吧

一九五九年深秋的一個夜晚，上海戲劇學校的排練廳燈火通明。臺上，一個身著青衣的女孩正反復試唱《玉堂春·會審》的西皮原板，嗓音清澈，身段規整，連觀摩的老藝人也忍不住頻頻點頭。她叫李炳淑，彼時年僅十七歲，卻穩穩把全場吸住。就在這天，幾位分量極重的觀眾也坐在臺下：上海市文化局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還有剛到滬考察的毛澤東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至于為何驚動如此陣仗，與其說看戲，不如說是來解決一場“爭人風波”。

曲終人散后，上海方面當即表態：絕不能讓這棵好苗子返徽。安徽代表隨即“據理力爭”，理由也簡單——這是他們好不容易選送出來的姑娘，應該學成歸鄉。兩方唇槍舌劍，僵持不下。毛澤東聽完全部陳情，看了看仍在后臺卸妝的李炳淑，笑著對曾希圣說出那句輕松卻又意味深長的話：“你還是忍痛割愛吧。”語氣溫和，卻已定下基調：李炳淑留滬深造，身份不屬某一省，而屬國家。

一句“忍痛割愛”，平息了跨省“拉鋸戰”，也成了李炳淑命運的拐點。她自幼在安徽宿縣長大，父親是鄉醫，更是票友。家里短墻半面貼滿名角劇照，小姑娘模仿著吊嗓子、踢腿、拿著竹棍耍水袖，一練就是半天。中考落榜，她決心赴宿縣京劇團應考，母親嫌行當“不得體”，父親卻拍拍她的肩說：“有本事，唱吧！”十四歲的孩子就此踏進梨園門。

三年后，上海的專業院校選苗子，李炳淑憑一曲《霸王別姬》片段過五關斬六將，被列入“定向培養”名單。進了大都市，她才發現自己的唱腔缺乏系統訓練。名師楊畹農開門見山：“嗓子好，功底荒。”面對質疑，她站得筆挺：“當生坯子從頭來，行！”于是晨起五點開嗓，深夜仍在勾臉，嗓音疲憊得說話都發啞。短短兩年，她把自個兒煉成了能文能武的青衣尖子。

爭人風波后，留在上海的李炳淑迎來更寬廣的舞臺。六十年代初，周總理籌辦京昆實驗劇團，要拿出一批新中國培養的青年演員在國內外亮相。李炳淑被點名參演《楊門女將》里的穆桂英，這一折“捧帥”唱做難度極高，她連吃帶睡都在戲里打轉。一次校場彩排，她一槍挑燈殺出，胡琴才第三弦，她已手到眼到。陳毅元帥略帶四川口音地夸她：“小李不簡單，臺風正！”

文藝方向在六十年代末又起風云。為彌補八出樣板戲中缺農題材，上海京劇院接下創作《龍江頌》的任務。最早定的男女主角是李永德和李炳淑的師兄妹，可劇本幾易其稿，男書記改成了女支書，角色大挪移后劇組想到了李炳淑。那時的她剛生完孩子不到半年，身體虛弱。導演猶疑，她卻一句話打消顧慮：“角色等不得，觀眾也等不得。”頂著松弛的腹肌、拖著水秀練翻身，她一頭扎進了黑龍江的稻田間，五次深入生產隊體驗生活，從插秧到掄镢頭，全程真做。等她回到排練廳，脊背曬成古銅色，舉手投足卻多了農家姑娘的韌勁。

一九七二年初，《龍江頌》被上海電影制片廠搬上銀幕。片子剛在滬上試映，就創下了場場爆滿的記錄。七月三十一日，中南海接見大廳燈光柔和，毛澤東微笑著迎上前：“小李，好久不見了啊。”他告訴她，這部戲電視放映五回，他全看下來了，還專門數了數“農民的戲份夠不夠”。臨別前，老人家把北京炸醬面往她面前推，說道：“演戲苦，得吃飽。”戲里戲外，都透著關懷。

那一年，全國觀眾寄來幾千封來信，有郵差背袋塞滿也送不完的盛況。可是她常說：“我只是唱好自己的行當，光環是觀眾給的。”她和丈夫李永德猶似同行同德的“并肩刀馬”，一個老生，一個青衣，互補又相攜。有人開玩笑，說原定男主角被老婆“搶角”，李永德卻回一句：“角兒跑不了出我們家門，行當換了戲亮了，也值得。”

八十年代初，全國戲曲院團試行承包，上海京劇團把一臺大戲和整個巡演攤子交給這對夫妻。兩口子白天排練指點青年演員，夜里還得算預算、談場租，累得李炳淑膽囊動刀，李永德血糖飆升。幸而市委領導一句“別把好演員累壞了”，承包試點就此擱淺。

晚年，海峽彼岸與歐美僑領多次發來邀請，盼望一睹“梅派新秀”的風采。李炳淑拖著做過手術的身子，堅持把《汾河灣》《紅樓二尤》帶到倫敦、巴黎、紐約。臺下觀眾里，有白發蒼蒼的老華僑，也有第一次接觸京劇的當地觀眾，掌聲往往要鳴上好幾分鐘。同行感慨：她一折花旦戲，硬是把“國劇”演成了世界舞臺的名片。

二〇〇四年，李永德病逝。此后，李炳淑減少登臺，卻沒離開排練廳。無論上海戲劇學院還是國家京劇院，只要排梅派折子戲，總能見到她在側臺低聲提醒學生：“嗓口放正，別掄大了。”質樸話語里，是一輩子對程式和氣韻的堅守。近些年，京劇面臨市場競爭，她提議多進工廠、軍營、鄉鎮，把折子戲濃縮成一小時“小戲曲”，方便觀眾“隨時點一碗”，可謂接地氣又不失傳統。

回想當年毛主席那句“忍痛割愛”，不僅成就了一個藝術家的輝煌生涯，也讓上海成為她傳播國粹的新舞臺。如今再翻史料，那場看似偶然的“爭人”背后，是新中國尊重人才、禮敬藝術的深意，更是大時代推動個人際遇的生動注腳。李炳淑的舞臺燈已漸暗，卻留下一段凝固在鼓板與水袖中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