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為何流行病總能擊中社會的軟肋？

人類可以說與各種疫病相伴而生。從先民的燒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學日益昌明、醫學不斷進步的今天，人類為了戰勝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與疫病激烈而持久的爭戰中，人類取得了一場場勝利，但同時，疫病也影響、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歷史上，疫病對戰爭結局甚至王朝更迭、政權滅亡的影響數不勝數。在古希臘決定雅典命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瘟疫”對雅典人口的殺傷力遠遠大于戰爭本身，實力受損的雅典人認為這是上蒼對自己的懲罰而使士氣更加衰落，這是雅典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鼠疫”幾乎摧毀君士坦丁堡，加速了東羅馬帝國的衰亡；18世紀末拿破侖率大軍遠征埃及和敘利亞，鼠疫使其部隊損失慘重，對他遠征非洲計劃的破產發生重大影響……

一些疫病能大規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擊中了我們的“軟肋”，相當程度反映出我們體制安排的缺欠和弱點。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人類抗擊和防治疫病的歷史，經歷了一個從個體或群體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會的有組織的理性防范，最終實現科學抗疫的進步歷程。正是在與疫病斗爭的過程中，醫學不斷進步，尤其是公共衛生事業不斷進步，社會性醫療保健制度不斷發展、完善，有時還促進了某些重要的社會性體制變革。當然，這種進步經歷了極其痛苦而漫長的歷史磨難。

例如，如果不是幾年前“非典”的肆虐，有多少人（包括一些官員在內）知道早在1989年就生效的《傳染病防治法》呢？《傳染病防治法》對疫情報告和公布制度，對隱瞞、謊報疫情行為的處罰都有明確規定：“從事傳染病的醫療保健、衛生防疫、監督管理的人員和政府有關主管人員玩忽職守，造成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的，給予行政處分；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當時疫情發展到那樣嚴重的程度，顯然與某些官員前期未“依法辦事”有關，他們的處置失當更多的是依過去的“成例”。此前，出于種種考慮，“成例”往往重于法律。事實說明，依“成例”而不依法律，很可能給社會、國家、人民造成嚴重損害。“非典”的橫行提醒人們信息的公開、透明、及時發布的重要。政府信息資源的公開和自由流動，是制度改革、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醫療保障體制上看，“非典”初期，一些被感染民工因交不起治療費而紛紛返鄉，加速了疫情擴散，當政府明確表態農民、民工患者主要不由個人承擔費用時，這一情況才得到改變。這實際上提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即醫療保障制度要覆蓋社會各個階層，由來已久的城鄉二元化模式形成的重“城”輕“農”已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全社會是一個共同體，如果其中一個階層（尤其是人數最多的階層）的衛生、健康得不到保障，受損的將是全社會。

事實說明，幾年前經歷過的那次疫病的流行使我們“痛定思痛”，認識到信息的公開、透明、披露和發布的重要，在促進政府信息資源的公開和自由流動的制度建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促進政府開始重視“民工”的“醫保”問題上起了重要作用。雖然與公眾的期望還有距離，但畢竟艱難地向前跨了一大步。六年后，當“甲型流感”襲來時，便顯示出這一步的意義。

（發表于《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