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該在華野協助粟裕成就更大一些，卻退到二線，職務由張震接替

1946年11月的里下河地區，寒潮卷著江風，參謀處臨時搭起的油布棚里燈火微暗。“老劉，你盯著七師西側的封鎖溝，我去前沿。”一位青年參謀壓低嗓門囑咐道。被稱作“老劉”的，正是時年四十二歲的劉先勝。那一夜，他帶領測繪員蹚著沒膝的濕地布設火力點，為蘇中七戰七捷寫下不為人知的注腳。

劉先勝出身黃安，1930年紅四方面軍初建，他就在紅四軍當班長，槍膛響一聲就跟著大部隊北上。長征末尾，他在川陜隴交界的山谷里發高燒，被抬在擔架上走完雪山草地。這段經歷后來成了他常年病根。抗戰時期，他進入新四軍第一師，先任旅長后任師參謀長，與粟裕在浙東、皖南并肩作戰，默契無需多言。

抗日勝利后，華中野戰軍組建，粟裕兼司令員，劉先勝自然而然成了參謀長。此時的華中部隊兵強馬壯，七戰七捷名震江北，劉先勝的作戰方案屢屢擊中要害。有人說，他不愛多話，卻把所有思考寫在沙盤與地圖上。

1947年1月，兩支平行建制的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流，新的華東野戰軍在魯南小城莒縣宣告成立。資歷深厚的陳毅坐鎮總司令兼政委，粟裕成為副司令員。班子里，陳士榘受命參謀長，而劉先勝改列副參謀長。這一步棋并不意外。陳士榘井岡山時代就當過參謀長，論資歷與人脈都高出一截；再加上劉先勝年過四十，長征舊疾、槍傷、瘧疾三管齊下，大伙兒心里都明白——他真需要喘口氣。

萊蕪、孟良崮相繼打響。前線電臺里熱火朝天，卻很少聽到“劉參謀長”的呼號。他多數時間留在后方作戰室，替粟裕分析兵力，繪制河川航渡草圖，可終究缺了那股跟著一線部隊翻山越嶺的勁頭。有人私下里議論：劉先勝這輛“老戰馬”歇得太早，可也有人反駁，“身體吃不消，硬撐只會耽誤大事。”

1948年2月，中央軍委下達新的戰略構想：華野要分兵南渡，策應中原。籌劃會議上，粟裕提出以華野第一、第四、第六縱編組第一兵團，他親任司令員。參謀長人選成為焦點。粟裕說得干脆：“要打穿封鎖線，參謀長得能跟我睡野地、趟冰河。老劉年紀大，身子骨不成了，張震來！”一句話定調。于是，原魯中軍區司令張震抱著一摞作戰圖卷進了司令部，自此進入粟裕的“內閣”。

張震與粟裕早有配合，天生就能接對方的節拍。東南渡江計劃、魯西南集結、沙土集攻防，他把各支縱隊的行軍線刻畫得明白精準。有人用“紙上連珠炮”形容張震的作戰地圖：箭頭密布卻井然，時間標尺精確到小時。劉先勝在后方看到后，笑著搖頭：年輕真好。這笑里既有欣慰，也藏著一絲淡淡的落寞。

蘇北軍區需要位重者坐鎮，中央便調劉先勝任副司令員。相比一線，這里多的是清剿土頑、接管城防、培訓地方武裝的繁雜事務。劉先勝不爭不搶，“地方也要人挑擔子”，他說得輕描淡寫。現實卻是，重體力的野戰生涯讓他夜里常咳血，軍醫連開三帖補藥都覺無力，只能勸其少熬夜。

1948年夏，粟裕與張震指揮豫東戰役，一舉圍殲敵第十二兵團。8月濟南攻堅前夜，張震奔走于各軍之間，電令如雨。此時的劉先勝正守在揚州軍區會議室，伏案審核民兵繳槍登記表。從地圖上看，他距離主戰場不過千里，卻像退到另一條時空線。有人問他遺憾否？他擺擺手：“革命不是看誰槍響得亮，活下來的都得守陣地。”

1949年渡江戰役打響，張震坐鎮東線，調度第三、第十、第八縱破鎮江、占丹徒；西線的老對手白崇禧被劉伯承牽制無暇東顧。粟裕在安慶江面給張震發電報：“江南大勢已成，善后諸事，隨你伸縮。”這一句“隨你伸縮”顯示粟裕的信任，也意味著參謀長與主帥心照不宣的默契。

南京解放一月后，蘇北軍區改編為江蘇軍區，劉先勝仍為副司令。他多次上交“調整崗位”申請，理由只有七個字：年老體衰，難勝繁務。1952年，軍委批準他轉任后勤學院副院長。再后來，他以高血壓為由謝絕出國參觀，“坐飛機耳鳴，麻煩別人”。

1969年秋，中央批復他離職休養。那年他六十五歲，住進北京西郊干休所。有人探望，談到張震已晉升大軍區副參謀長，他拍拍褪色軍裝口袋：“張震干得好，我當年干不動了，換得對。”這句話像一面鏡子，照見一個老參謀的自知，也照見戰爭時期用人唯適的樸素邏輯。

回首戰事，劉先勝未能伴隨粟裕馳騁淮海與長江，但他在新四軍與華中野戰軍階段打下的底子奠定了后來勝利的籌碼。換崗雖看似失意，卻讓華野指揮系統始終保持鋒利。戰爭從來不是獨角戲，能在關鍵節點主動退下，也是一種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