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召開時他與毛主席平起平坐，后來成了鍋爐工，晚年過得如何？

1965年冬天，松花江面剛剛封冰，齊齊哈爾北滿特鋼廠的夜班仍舊燈火通明。軋鋼車間里，一個三十出頭的瘦高個兒蹲在爐口，滿頭汗水被寒氣瞬間凝成白霜。有人遞來搪瓷缸，他擺手：“先別顧我，鋼水溫度還差兩度呢！”這位干勁十足的工人叫王白旦。四年后，他的名字會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名單上，與毛主席并列獲得全票。

時間撥到1969年4月。九大會場座無虛席，選舉中央委員的票箱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靜靜擺放。投票結果揭曉，毛澤東、王白旦——兩個名字后面同樣寫著“全票”。消息一經宣布，會場里響起短暫的低聲驚嘆。對于中央委員來說，這不過是一項程序；對于一名普通煉鋼工而言，卻意味著從車間直接站到了國家政治舞臺中央。

全票，并非偶然。建國初期，黨在工業戰線反復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而“鐵人”王進喜、“活字典”包起帆等一線典型已經成為時代符號。王白旦的履歷同樣硬核：1959年入黨，1961年當上煉鋼班長，1965年攻克“矽磚砌鋼口”難題，讓爐襯壽命翻倍，燒損率驟降。要知道，當時蘇聯專家撤走后，類似技術被視為卡脖子工程，他卻在“毛巾裹頭、鞋底打滑”的爐臺上蠻干出來，一下把產量抬了兩個臺階。

更有意思的是，王白旦并不是“孤膽英雄”。他在廠里推行“小組競賽”，還自制了厚紙卡片記錄各個班組的出鋼溫度、化驗數據。車間工友回憶：“他兜里揣著小本子，一天跑二十來趟，見縫插針就琢磨流程。”正是這些基層細節，使得中央需要他這樣的“活數據”。工人們的鐵水里，包含著宏觀決策的溫度，這才是他站上九大主席臺的底氣。

九大期間，周總理專門把王白旦介紹給毛主席。主席問：“你多大了？”“三十六。”他回答得干脆。毛主席笑：“年輕，要多干些年，還是鋼廠離不開你。”“聽主席的。”簡單六個字，后來竟成了他反復提起的座右銘。

短短幾十天，王白旦一次次旁聽政治局會議，又被安排實地考察首都鋼鐵公司。每到新車間，他不是和領導寒暄，而是逮著工人聊爐況、問出鋼。“要是把那股子刨根問底的勁兒用在自我宣傳上，早就坐辦公室了。”一位陪同干部這樣打趣。可他不改老習慣，回到住處立刻記筆記，甚至在北京的床頭貼上煉鋼流程圖。

全票新聞第二天登上《人民日報》頭版，引來無數來信，有祝賀，也有邀請。有人勸他調到北京工作，他搖頭：“我就會煉鋼，離開爐口，手就癢。”這句話聽上去樸實，卻暗含他對自身定位的清醒。

1970年至1975年間，組織考慮培養干部，先后讓王白旦兼任齊齊哈爾市副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他白天開會，夜里鉆車間，很快就累得聲音沙啞。有人問值不值，他聳聳肩：“今天不開會，明天生產出事，誰賠？”這種“鋼廠味”的官腔，讓機關干部哭笑不得，也讓基層一線格外服氣。

1976年“四人幫”覆滅后，文件里發現江青曾給王白旦改過名字，理由不過是“寫起來好看”。政治風浪里，哪怕一滴水都可能被放大。1978年春天，王白旦被列入審查對象。整整一年，他寫了二十多萬字的情況說明，最終被認定為“無重大問題，保留黨籍”。

1980年，組織給出兩條路：一是改任省級輕工業廳副廳長，二是回廠。讓人跌破眼鏡的是，他選擇第二條。廠領導本想留他當顧問，待遇優渥、無須值班。他偏偏要回到最熟悉的高溫區域，做一名鍋爐工。有人勸：“中央委員蹲爐臺，說出去像話嗎？”他笑：“爐膛不嫌我，我還怕啥難聽話？”

于是，昔日中央委員站到爐前，戴著劣質口罩，三班倒、掛號簿、扳手叮當響。有人統計，兩年間他共填了六十多本檢修日志，字跡仍舊工整。每逢技術難題，班組第一時間喊“老王來看看”，仿佛多了顆定心丸。

不過，命運并未因此溫柔以待。1983年，長子突發疾病去世；1985年，女兒又因車禍離世。雙重打擊下，王白旦在爐前沉默得更久，有時一晚上只說幾句話。工友不忍，幫他調去后勤。他反而擺手：“忙起來，心里不空。”

進入90年代，鋼廠設備全面升級，老式鍋爐逐步淘汰，王白旦這才卸下工裝，轉任廠史資料室。“資料室可比前線輕松吧？”有人逗他。他笑了笑：“鋼水流過的聲音，總在耳朵里。”那年他五十八歲，比法定退休年齡整整早退兩年。

晚年生活極其簡樸，住廠區老宿舍，樓道終年彌漫著煤煙味。每逢春節，他會被請去給年輕工人講課。臺下嘈雜，他拍拍桌子：“我沒啥大道理，就一句——鋼化不好，別投產。”一句話，說得質樸，卻讓新工人記一輩子。

2003年春，王白旦因肝癌離世，享年七十歲。追悼會并不隆重，但爐臺兄弟自發抬來了他生前用過的風鎬，把手柄豎在靈堂門口。有人提議寫挽聯，未免落俗。最終，大家把當年九大代表證復印貼在遺像旁，底下寫了八個字：“工人委員，歸于爐火。”

如果說那張全票選票曾把他推上海拔最高的位置，那么后來重回鍋爐工的選擇，則在更質樸的意義上回應了“人民代表”四個字。三十多年爐溫烘焙，他的故事告訴人們：政治榮譽可以加冕一時，真正難得的，是在鋼花熄滅后仍守住那顆熱得發燙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