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因日本人被判死刑，聶帥痛哭，36年后獲得平反

1936年10月的上海萬國殯儀館，細雨如絲。一個二十四歲的廣東青年揣著相機在人群中穿梭，他的鏡頭緊緊追隨靈柩上覆蓋的素白花束。這位青年叫司徒傳，筆名沙飛。就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他按下了成百上千次快門，也悄悄在心里刻下了一個念頭——“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這是他從旁人低聲議論里捕捉到的片段。沒有人想到，這句未經證實的傳聞，會在十余年后引爆一樁血案。

沙飛生于1912年，廣州花地灣的藥材大戶人家。衣食無憂，性子卻像南海的風，愛自由，愛四處漂泊。別人讀工科、學醫科，他偏偏報考北平藝專的美術系。家里反對，他執拗到底。那幾年，他在上海、廣州搞影展，名氣漸起，日子頗為瀟灑。

1937年，盧溝橋炮聲震醒了全國，沙飛扛著相機北上，投身晉察冀邊區。槍聲就在他頭頂呼嘯，他卻忘了恐懼，忙著記錄。壕溝里、斷壁旁，他拍下戰士沖鋒的剪影，也拍下百姓被日機轟炸后的廢墟。膠片一卷卷寄往根據地報社，照片很快傳遍華北。那一年，他26歲。

在五臺山深處的軍區司令部，聶榮臻第一次見到這位瘦高青年。兩人同樣留學過，談起書畫，談起歐美照相工藝，很快投緣。聶帥拍拍他的肩：“小伙子，照片是槍聲的回響，可千萬別讓自己當了靶子。”沙飛笑，聲宏亮：“沒事，日本鬼子的子彈可沒那么準！”

然而子彈的確歪打正著。1940年冬，阜平戰役，沙飛為搶拍一張敵我對射的瞬間，被流彈穿了大腿。抬進按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前線醫院時，他還嚷著“膠卷別丟”。白求恩在遺囑中把隨身美樂時相機留給了這個倔強的后生，足見器重。

高強度作業外加風沙粉塵，沙飛的肺漸漸吃不消。1948年，他被送進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診斷為雙肺結核。那一年，日方投降已過三年，可病房里卻住著戰俘身份的日本醫護。對許多患者來說，他們只是異鄉醫生；對沙飛而言，卻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初入病房，他還能克制，偶爾翻翻魯迅全集，用毛筆抄幾行《且介亭雜文》。時間一長，病痛折磨，睡眠紊亂，耳邊仿佛總有人重復當年的傳聞——“魯迅死于日本醫生的毒手”。他開始懷疑，這些白衣人會不會也對自己下手。

1949年11月，他寫信給遠在華北軍區的老首長：“聶司令，醫院里的日本人不安好心，請速派人接我離開！”幾天后，聶榮臻回信：“安心調養，切勿多慮。”字跡一如既往地遒勁，可無助于驅散陰影。

12月24日清晨，病區巡診鈴聲響起。負責查房的日本醫師宮崎尚志推門而入。沙飛忽地坐直，面色蒼白，顫聲喊道：“別過來！”護士張萍想上前安撫，他卻突然掀被拔槍，三聲脆響，宮崎當場斃命。走廊瞬間炸鍋，驚呼、奔跑、哀號交織。

軍管會派人訊問。沙飛雙眼血紅，卻言之鑿鑿：“他要害我！我只是自衛！”經過初步精神鑒定，醫師記錄“患者疑似重度精神失常”，但戰時法紀森嚴，加之被害者為戰俘醫官，事關中外輿論。軍事法庭很快開庭，結論是“蓄意殺人”。1950年3月，沙飛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決書送到北平西山指揮部，聶榮臻按下鋼筆，手背在微微發抖。這位指揮過百團大戰的將領，對秘書低聲說：“沙飛是好同志，可惜了。”沒有多余言辭，他只能遵守法律。

3月24日午后，石家莊北郊。劊子機槍響過，硝煙散。38歲的沙飛倒在塵土里，他用過的徠卡相機被交給醫院保管。檔案里留一句話：“已執行”。

此事并未就此塵封。五十年代初，國內醫學界開始討論“戰爭神經癥”，但對外保密。七十年代末，精神病理學資料逐步開放，部分醫師回溯舊案，發現沙飛的諸多癥狀符合“戰時創傷后精神障礙”（PTSD）的特征：幻聽、疑懼、暴烈。1985年，河北省高級法院著手復查。第二年春，一紙再審決定確認：沙飛作案時無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原判不當，依法予以糾正。

平反文件寄到廣州老宅，白發蒼蒼的妹妹司徒惠捧著公函，眼淚簌簌落下。她記得哥哥當年說過：“照片要給后人看，讓他們別忘記血與火。” 如今，人們在博物館里翻閱《晉察冀畫報》舊刊，仍能看到那一個個定格的瞬間：一名老鄉挑水路過殘垣，背后夕陽染紅天空；坑道中傳遞手榴彈的少年兵咧嘴微笑；被日軍焚毀的瓦屋只剩炭黑框架，窗洞像死者的眼眶。這些畫面，把1930年代的風聲、炮聲、哭聲，留給了后來者。

有意思的是，當年那臺美樂時相機后來被修復，鏡頭邊沿依舊有一處彈片劃痕，據說就是阜平那次中彈留下的。技術員試拍，膠片清晰。有人感慨：機器沒病，操相機的人卻倒在了病痛與仇恨里。

攝影史家評價沙飛，“用快門與時間拔河”。他的膠片不僅記錄了槍林彈雨，也記錄了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被時代推搡。戰爭結束了，可戰爭在他的大腦里沒有結束。這句評價也被寫進了1987年出版的《抗日烽火攝影集》。

試想一下，如果醫者與法官能提早認知創傷性精神障礙，也許結局不同。但歷史沒有如果。唯有底片散發的硝味告訴人們：鏡頭有時比槍更靠前，可也更脆弱。

聶榮臻晚年回憶1949年的那封信，沉默很久，說：“那孩子身上有股真勁。”短短六個字，寫滿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