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競選，有兩位熱門人選成為焦點，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2026年，不僅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里程碑，更是多邊主義在動蕩局勢中尋找出路的重要節點。

近期，隨著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干事拉斐爾·格羅西的相繼亮相，這場備受矚目的競選已經從幕后推演轉向正面交鋒。

而在這一場關乎未來五年全球秩序走向的角逐中，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其手中的態度不僅是一張選票，更是衡量未來全球治理天平是否公平的關鍵砝碼。

要洞察這場競選的深層邏輯，必須首先理解聯合國秘書長產生的權力分配機制。

雖然從程序上看，秘書長由聯合國大會任命，但其核心前置條件是“安理會的推薦”。

這意味著任何候選人若想走進紐約總部的大門，必須首先獲得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至少9票的贊成，且不能有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投下反對票。

這種“大國一致”原則賦予了中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絕對的門檻控制權。

對于中國而言，這不僅是權力的象征，更是責任的體現。

中國的這一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意志。

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始終堅持聯合國應回歸其憲章本源，即尊重各國主權、促進共同發展。中國的投票邏輯絕非單純的親疏之別，而是基于“誰更能維護多邊主義”的底線思維。

正是在這樣的選拔高壓下，兩位熱門人選巴切萊特與格羅西，必須在各自的政見中尋找與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的交集。

那么這兩位各具特色的競爭者，究竟帶著怎樣的“底牌”走上審判席？

米歇爾·巴切萊特的名字在國際舞臺上如雷貫耳。

作為智利首位女總統，她不僅在拉美地區擁有堅實的政治基礎，更通過曾任聯合國婦女署執行主任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履歷，在聯合國系統內部積累了深厚的人脈。

此次她獲得智利、巴西、墨西哥這拉美“三巨頭”的聯合推舉，本身就釋放出了強烈的信號，拉美國家渴望通過一位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女性領導人，重新奪回在國際議程中的話語權。

巴切萊特的優勢與爭議幾乎同樣顯眼。

在擔任聯合國人權高專期間，她曾多次在西方價值觀主導的語境下發表涉華報告，尤其是在涉疆等議題上的立場，曾一度引發中方的強烈不滿。

巴切萊特的執政風格往往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西方媒體常將其塑造為“國際正義”的化身。

但對于中國而言，秘書長的首要職責是維護《聯合國憲章》，而不是成為某個陣營推廣意識形態的工具。

如果巴切萊特不能在“主權平等”這一原則性問題上給予中國及廣大南方國家足夠的尊重，她的競選之路勢必會撞上中國那道堅固的“否決墻”。

而就在巴切萊特試圖彌補與新興大國的裂痕時，另一位競爭者正憑借其專業的“技術人設”悄然占據優勢位。

與巴切萊特那種帶有強烈政治光環的形象不同，阿根廷人拉斐爾·格羅西更像是一名在風暴中心行走的“精密操作員”。

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現任掌門人，格羅西近幾年頻繁出現在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伊核協議談判等高風險現場。

他反復強調的“技術中立”原則，使他看起來比巴切萊特更少受到地緣政治偏見的束縛。

中國對于格羅西的評估是復雜且務實的。

一方面格羅西在核不擴散領域的專業能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另一方面在涉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等敏感問題上，IAEA的部分報告曾被中方批評為“缺乏足夠的代表性與透明度”。

格羅西的勝算在于他能夠提供一種“確定性”。

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下，一個不輕易站隊、專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秘書長，往往更容易被各方接受。

他代表的是一種回歸工具屬性、弱化政治博弈的治理路徑。

面對這兩位背景迥異的候選人，中國并沒有急于下定論，而是將考量點延伸到了更為宏大的全球博弈之中。

在歷屆聯合國秘書長的選拔中，中國始終是“公平原則”的堅定捍衛者。

這一輪競選中，中國不僅關注人選本身，更在乎這兩大核心邏輯

格羅西與巴切萊特均來自該地區，這符合中方的一貫立場。

同時國際社會對“首位女性秘書長”的呼聲極高，巴切萊特在此具有天然的“性別紅利”，但中國多次強調，能力與立場應當先于性別。

“主權”與“人權”的博弈，這是中國在評估候選人時的“一號準則”。

中國的態度實際上是在向世界傳遞一個明確信號：聯合國秘書長必須是一個能夠聽取南方國家聲音、能夠客觀平衡南北利益差異的協調者。

任何試圖通過聯合國平臺干涉他國內政、推行“普世價值”擴張的嘗試，都會遭到中國的堅決回擊。

在這場關乎聯合國未來航向的“選拔賽”中，兩位熱門人選的命運已然與大國博弈深度捆綁，而他們背后所代表的治理路線，正決定著人類社會未來的團結與分裂。

聯合國秘書長的競選不僅是個人的進階，更是全球治理范式的重塑。無論是巴切萊特的“政治感性”，還是格羅西的“技術理性”，都需在名為“共識”的熔爐中接受淬煉。

中國的一票否決權，從來不是發展的阻礙，而是正義的閘門。中國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成熟姿態參與這場博弈：不求私利，唯求公平；不求霸權，唯求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