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干部致信毛主席，主席點名接見邀共飲

服務員匆匆找到那位從成都來出差的干部，帶著幾分興奮又不敢太激動地說：“毛主席那里剛才來了電話，叫你今天下午六點鐘以后不要出去，有車子來接你。”這名干部先是一愣，緊接著臉漲得通紅，話都不太利索了。放下手里的東西，他整個人有些恍惚，腦子里卻飛快地往回轉——轉回十多年前那個黃土高原上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這位干部并不是什么大員、名將，而是當年毛主席身邊一位默默無聞的警衛員。他叫翟作軍，河南濟源人。多年過去，職務變了，部隊換了，戰場也換了，可在毛主席記憶里，他始終還是那個在延安院子里端菜、洗衣、看報紙念得結結巴巴的年輕戰士。

一、延安歲月：節儉與“光榮蟲”

把時間往前撥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黨一方面對外應戰，一方面卻對陜甘寧邊區實施軍事圍攻與經濟封鎖。到了1937年至1939年前后，延安的日子越來越緊，糧食緊、布匹緊，油鹽更緊。邊區百姓的生活艱難，部隊里也談不上寬裕。

在這樣的環境里，毛主席的生活很簡單。每天兩頓飯，兩菜一湯，再加上一碗辣椒。那碗辣椒，能吃上好些天。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清楚，他不是沒有條件改善，而是心里有一桿秤。他常說：“我們吃的飯是人民群眾用血汗換來的，我的伙食不要超過標準，能省一點就省一點，多留給群眾。”這話說得不高，卻壓得人心里沉甸甸的。

有一年中秋節，炊事員和警衛員們商量著，覺得節日總得有點表示，便在有限的菜蔬里多燒了兩道菜。輪到翟作軍端飯，他心里還挺得意，覺得總算讓主席也沾點“節氣”的光。誰知菜剛放到桌上，毛主席看了一眼，眉頭立刻皺了起來：“怎么這么多菜？”聲音不高，卻帶著責問的意味。

翟作軍忙不迭解釋：“主席，今天是中秋節。”按照他的想法，這話一出，對方大概就會明白用意。可毛主席聽完，臉色更嚴肅了：“跟你們講過多少次，我的伙食不要超過標準，過節和平時也一樣。下不為例。”一句“下不為例”，讓屋里的氣氛一下子緊了起來。

不過，毛主席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等氣氛僵了一會，他又笑著緩了口：“小鬼們都曉得今天是中秋節，我倒給忘了。”語氣一轉，剛剛還緊繃著的翟作軍，心里這才慢慢松下來。不得不說，這種既嚴又親的態度，在很多回憶里都能找到印跡。

節儉不只體現在飯桌上，還體現在穿著上。1939年冬天，延安的風刮得人臉生疼。毛主席身上那件灰色棉衣，已經穿了兩年，袖子上油跡斑斑，褲腿和袖口處補丁摞著補丁，新的還沒穿久，舊的又裂開。翟作軍看在眼里，有些過意不去，小心翼翼地說：“主席，要不換一件吧？”毛主席擺擺手，不肯。

不僅外衣如此，內衣褲更是“物盡其用”。穿破了，也不是扔掉，而是叮囑警衛員把兩件拼成一件，三件拼成兩件，一針一線地接著繼續穿。條件限制，洗澡也成了奢侈的事情。有一段時間，毛主席一個月也難得洗一次澡，遇上天冷，就只換衣服。

翟作軍負責洗衣服。有一天，他在洗內衣的時候發現，衣縫里的虱卵結成了一層硬殼，虱子在衣服上爬來爬去，看得他又吃驚又心疼，只得燒了開水仔細燙洗，生怕留下一個蟲卵。不放心之下，他還專門給毛主席報告了一聲。毛主席聽完，卻笑著說：“這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延安的同志身上都有。這可是大家常說的‘光榮蟲’、‘抗戰蟲’。身上不長虱子，還好意思說自己是革命者？”

這種略帶幽默的說法，既是對現實的無奈，也是那一代人的一種自嘲。延安的生活遠談不上舒適，很多人身上都背著這樣那樣的苦，但把苦說得輕一點，日子更好過些。

二、警衛員的成長：從院子里到課堂上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警衛員主要是負責安全保衛和日常服務。翟作軍在毛主席身邊的那些年，也確實承擔著這樣的工作：站崗、警戒、隨行，兼著洗衣、整理房間這些瑣事。可在毛主席眼里，他們不只是“貼身衛士”，更是需要培養的年輕戰士。

延安的院子不大，但空氣里總帶著黃土和煙火氣。一天中午，翟作軍難得有空，在院子里拿著一張《解放日報》讀。報紙上的字對他來說并不輕松，不少都不認識，只能一頓一頓地磕巴著往下念。正在這個時候，房門吱呀一響，毛主席出來散步，看見他拿著報紙，就走過來，站在一旁聽了會兒。

聽了不多會，毛主席就聽出問題來了，不少字他都念不準。毛主席伸手把報紙接過去，一字一字地念給他聽，有的詞語，還叫他跟著復讀。這樣一篇報道，就變成了臨時的“小課堂”。讀完后，毛主席叮囑一句：“以后碰上不認識的字，用筆做個記號，等我有空，你拿來問。”又補了一句，“晚上太晚了就別看了，小心把眼睛看壞。”

從那以后，只要有空閑，毛主席經常到警衛班去走一圈。識字、聊天、問冷暖，話題很雜，既有工作，也有家鄉、親人。有的戰士家里來信，他還會順口問幾句情況。對于這些年輕人，他顯然不只是把他們當成“警衛武裝力量”，更當成了需要成長的學生。這一點，翟作軍后來回憶時，說得很直白：“他對我們警衛員，就像慈父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翟作軍離開警衛崗位后，并沒有就此與毛主席斷了聯系。無論在學校，還是后來到部隊工作，他都習慣性地寫信向毛主席問候，匯報自己的學習進步、工作變化。電報、書信往來，雖然寥寥數語，卻維系著一種樸素的感情。

三、戰爭年代：兩地消息與一句“你放心”

1949年，國內戰爭接近尾聲，戰略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渡江戰役之后，解放軍的進軍重點轉向西南。11月，二野劉鄧大軍向大西南開進，部隊途經湖北宜昌。那時的翟作軍，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只會在院子里讀報紙的警衛員，而是部隊里的一名干部，肩上的擔子重了許多。

就在這個行軍途中，領導找到他，遞來一份從前敵指揮部轉來的電報。電報來自北京，署名是毛澤東。內容不長，大意是：信收到了，聽說你們要進軍西南，很高興，希望你好好工作，服從領導，祝你勝利。簡短幾句，沒有華麗詞藻，卻足夠讓人在漫長行軍路上心頭一熱。

戰場上的環境和延安時代大不一樣。遠離根據地，物資緊張，山高路遠，隨時都可能遇到復雜情況。一個普通干部，在這樣的背景下收到來自中央的問候，還是出自曾經的首長之手，心理上的激勵可想而知。翟作軍把電報讀了一遍，又讀一遍，心里默默地說：“毛主席，您放心吧。”

新中國成立后，部隊番號調整，軍種重組，很多人走上了新的崗位。翟作軍也一樣，從陸軍部隊轉到空軍系統，在成都空軍某部任職。他的工作環境從戰場一線轉向新的軍種建設，接觸的內容更復雜，責任也更具體。在這樣的崗位上，忙碌是常態，與北京的距離，也變得更遠了。

1952年，他因公來到北京出差。到了北京之后，他略作猶豫，還是提筆寫了一封信。信里既說了自己此行的任務，也表達了想去看看毛主席的愿望。他心里明白，主席工作繁忙，這樣的信不一定能換來見面的機會，所以寫完之后，反倒有些“順其自然”。

出乎意料的是，回信沒等到，電話先到了。下午六點以后不要外出，有車來接——這句話，足以讓他從容不得。等車的這幾個小時里，他大概把這些年的經歷在腦子里過了好幾遍：延安院子里洗衣服的日子、在重慶護送首長的緊張、在課堂上認字的窘迫、在行軍途中讀電報時的激動……這些回憶交織在一起，讓人難免有一點忐忑。

車子駛進中南海的時候，北京的燈光已經亮起。不難想象，他在車窗邊看著不太熟悉的街景，心中多少有些感慨。歷史走到了新的階段，他也站在了新的位置上，但有些人、有些事，卻似乎沒有離得太遠。

四、久別重逢：你陪我喝一杯

那天下午，被接進中南海之后，翟作軍先在會客廳門口等候。巧合的是，他碰見了毛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簡單寒暄幾句，還沒聊開，房門對面便傳來腳步聲。毛主席從辦公室里走出來，身影在燈光下略顯疲憊，卻仍然挺拔。

多年不見，翟作軍第一反應還是軍人的本能——立正、敬禮。他快步上前，舉手敬禮后緊緊握住毛主席的手：“主席，您好！”這一聲“您好”，帶著多年積累的感情。毛主席也握得很緊，臉上帶著熟悉的笑意：“你還是這么年輕！”這句看似隨口的話，其實是對當年那個年輕警衛員的直接記憶。

進了會客廳，二人坐下交談。毛主席問了不少，工作情況、部隊狀況、家庭生活，一項一項。對于一個多年不在身邊的老部下來說，這種細致的關心，實在難得。談到興起的時候，毛主席像突然想起什么：“你是河南濟源人吧？你們濟源北面有一條沁河，那一帶，是戰國時代的戰場……”

他隨口講起戰國時期那一帶的歷史，山川地勢，戰事變遷，娓娓道來。翟作軍聽得又驚又佩服：十多年過后，毛主席依舊記得他的籍貫、家鄉河流的名字，還能聯想到遠在戰國的歷史戰場，這樣的記憶力和學識，確實讓人折服。在靜靜的會客廳里，時間仿佛短暫地交織在一起：一邊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現實工作，一邊是戰國時的刀光劍影。

聊了許久，毛主席提議一起吃飯。對于他來說，宴請并不頻繁，尤其是為了一位部隊干部專門安排，這在當時并不多見。那頓飯，四個菜，再加一個火鍋，主食是大米飯和饅頭，另外還有兩杯白酒。以毛主席平日的飲酒習慣來說，他并不善酒，常年工作繁忙，更不會為了“豪興”而多喝。

這一次，他卻主動端起酒杯，對翟作軍說了一句：“來，你陪我喝一杯。”語氣平和，卻非常鄭重。多年未見的老警衛員，從延安一起走過來的人，此刻坐在對面，一杯酒，自然多了幾分特別的意味。

翟作軍趕忙站起，端起酒杯：“主席，我敬您一杯，祝您健康長壽！”這一杯酒，既是軍人的敬意，也是對往昔歲月的一種默默致意。席間，說笑不斷，氣氛輕松，卻不失分寸。飯后，毛主席還安排李銀橋帶著他到國務院去看電影，讓他在這次出差中多看一看北京的變化。

時間又一次快進。1958年，毛主席到武漢主持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會后在武漢駐留一段時間。此時的翟作軍，已經是武漢空軍部隊療養院的政委。得知毛主席在武漢，他依照往常的習慣，又寫了一封問候信。這一年，他已經39歲，肩上的責任更重，頭上的白發可能也多了幾根。

1958年12月3日，毛主席打電話通知他：晚上六點半到自己那里。到了時間，翟作軍準時來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多年間隔，兩人見面時的握手仍然緊實，有一種老友式的自然。寒暄幾句之后，李銀橋拿來一包中華煙，毛主席抽出兩支，遞給翟作軍一支。他趕緊擺手推辭，顯得有些拘謹。

毛主席自己點燃一支，吸了一口，笑著問：“你第一次授銜是少校，相當于團級干部吧？”翟作軍回答：“是的，主席。”緊接著，毛主席又問：“你今年多大了？”“今年39歲了。”毛主席點點頭，接著說：“不小了。你們劉亞樓司令當兵時不到20歲，現在也還不到50歲……”話說得平平，卻帶著一種鼓勵的意味——既是在提醒年齡和責任，也是在肯定他的成長。

那個晚上，兩人談得很投機，不時傳來笑聲。話題在軍隊建設、個人工作、老戰友近況之間轉來轉去。雖然相隔多年，崗位不同、身份不同，但交談的氛圍，就像親人久別重聚，自然而熱絡。

此后，由于工作原因，他們再難有太多見面的機會。毛主席的日程越來越緊，全國事務繁雜；翟作軍在空軍系統里承擔的任務也越來越重。通信偶有，卻不再頻繁。但可以確定的是，那些在延安黃土高原上結下的情分，并沒有被時間輕易沖淡。

從1930年代末的窯洞，到1950年代的新中國，再到軍隊系統的各個崗位，一名普通警衛員一路走過，經歷了戰火、學習、轉崗與成長。而在這些變化背后，有一個細節始終沒有改變：毛主席對他這樣一名基層戰士的記掛和扶持，從讀報識字，到寫信推薦上學，再到解放戰爭期間發來的一封電報，以及“你陪我喝一杯”這句簡單的話語，都清楚地刻畫出那個時代領導人與戰士之間一種頗為樸實卻沉穩的關系。

當年成都那封信，從千里之外寄向北京，看似只是一個普通干部的問候，卻意外促成了中南海里的那一桌四菜一火鍋和兩杯白酒。將這前后二十多年的片段連在一起看，會發現很多細節都沒有刻意渲染，卻自有分量：中秋節多出的兩道菜、湊成一件的舊衣服、內衣縫里的“光榮蟲”、院子里那張讀得結巴的《解放日報》、邊區師范和自然科學院的課桌、宜昌途中那份電報，最后再落到北京會客廳里的那句話——“你陪我喝一杯”。

這些畫面，在時間軸上分散地存在，卻共同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歷史切面。人物并不傳奇，事跡也談不上驚天動地，卻恰恰能讓人更清楚地看到，在國家和軍隊快速發展變遷的年代，普通個體的命運與大時代之間，是怎樣一寸寸緊緊纏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