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慶小商販撿到一小女孩，問她家住哪里，她回答：白公館

1949年11月27日凌晨，歌樂山麓的槍聲劃破夜色。蹲在陰濕牢房里的郭德賢聽見一連串爆炸，塵土撲面而來，她下意識把僅存的一包干糧塞進(jìn)五歲的女兒懷里，低聲囑咐：“小波，別怕，跟著人群跑。”這是她從入獄那天起就預(yù)演過無數(shù)次的場景，如今終于到了決斷生死的關(guān)頭。

槍聲持續(xù)了很久。白公館與渣滓洞相距不過一嶺，無數(shù)同伴倒下，火把將夜色燒得通紅。母女倆被涌動的人流沖散，轉(zhuǎn)眼，母親的身影消失在濃煙深處，郭小波卻被人推到山路一側(cè)，跌跌撞撞滾到草叢里。她哭不出聲，只抱著那包干糧，朝燈火最亮的方向慢慢走去。

三天后，11月30日薄暮，解放軍挺進(jìn)山城。城門初開，人群從防空洞和屋檐下涌出，雜糅的歡呼聲蓋過了殘留的槍炮味。那天早晨，朝天門碼頭邊的石板路上，賣橘子的王素珍剛把籮筐支好，瞥見一個小女孩蹲在對面，衣衫薄得可憐，雙膝裹著褪色的紅線褲。孩子望著來往行人，像急著尋找什么卻又不敢開口。王素珍心底一酸，暗暗留神。

生意寥寥，她索性遞過去一瓣橘子。女孩捧著吃完，怯生生地抬頭。王素珍問：“家在哪兒？我送你回去?！蹦请p因風(fēng)霜而干裂的嘴唇微微張合：“我家……白公館?！倍潭涛鍌€字，卻讓王素珍怔住。她在山城討生活多年，自認(rèn)對地名門清，可“白公館”三個字，怎聽都不像尋常住址。

車水馬龍的街角忽然亂了陣腳。謠言說敗兵已在城里埋下炸藥，市民被驚得四散。王素珍來不及多想，扯起女孩鉆進(jìn)最近的防空洞。人聲鼎沸，汗水與恐懼混成一股咸味。女孩緊緊攥著她的衣角，“阿姨，我想媽媽?！蓖跛卣渑牧伺乃募?，“先活下來要緊?！?/p>

炮聲逐漸遠(yuǎn)去。傍晚時分，解放軍的號角在江面回蕩，陣陣“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呼喊順著山城臺階攀升。塵埃落定，王素珍把攤子又?jǐn)[了出來，同時領(lǐng)著孩子守在原地，指望奇跡出現(xiàn)。三五天過去，無人來找。王素珍心里發(fā)急，卻不能丟下孩子不管。她拿出全部積蓄，托茶館里的伙計四處打聽“白公館”的下落。

有位老報販支支吾吾：“妹子，白公館不是宅子，是監(jiān)獄。聽說專門關(guān)共產(chǎn)黨和進(jìn)步人士。”王素珍腦袋嗡地一聲，低頭看著手里沾泥的桔子，心里沒了底。可既然接了這孩子，就要把事辦到底，她咬牙繼續(xù)奔波。

12月初的一天，街墻上貼出幾張新啟事。墨跡猶濕，上面寫著：尋女郭小波，失蹤時著紅線褲。落款：郭德賢。王素珍幾乎跳起來，她拉著孩子問：“郭小波是不是你？”女孩用力點頭。接下來的事情一氣呵成，派出所的解放軍戰(zhàn)士幫忙核對信息，母女終于在南紀(jì)門簡陋的救濟站相見。那一刻，王素珍聽見旁邊的大漢擦淚罵了句“該死的反動派”，罵聲粗，卻透著暖意。

郭德賢身體羸弱，右臂仍纏著紗布。簡單寒暄后，她向王素珍道謝，語氣平靜得像在談鄰里瑣事。可聽她講起那些日子，再粗線條的漢子也沉默了。

1924年，郭德賢出生在云陽，哥哥是一名早期共產(chǎn)黨員。哥哥犧牲后，她接過旗幟，十五歲加入地下組織?？箲?zhàn)期間，她在川東、云貴一帶奔走，聯(lián)絡(luò)、送情報、掩護(hù)傷員，脖子上總掛著一枚小竹哨作為暗號。1944年結(jié)婚，次年丈夫隨新四軍秘密回渝建立交通站。夫妻一個做情報，一個搞接頭，日子過得如履薄冰。

1948年春，特務(wù)機關(guān)突然大搜捕，丈夫當(dāng)夜失聯(lián)。郭德賢判斷事情兇險，立刻把《新華日報》延安版、密碼本以及幾十張交通證據(jù)扔進(jìn)灶膛，隨后扮作傭人外出報信。幸存的地下黨員后來回憶：“若非郭同志那天出門買菜，我們?nèi)迷嵘硖貏?wù)槍口。”

秋末，她和兩個孩子被捕。白公館里，電刑與水牢流傳著同一句話：“活著出去是奢望?！比欢?，那年11月，隨著解放軍逼近重慶，監(jiān)獄內(nèi)革命者的情緒并非低落。有人撕下毛毯紅線絨，有人拆開舊襯衣黃紐扣，一針一線縫起五星紅旗。燈油不足，大家就把剩飯榨成糊當(dāng)膠水。升旗那天，牢房里竟響起合唱，蔣介石的看守也懵了。

27日屠殺來得猝不及防。劉伯承大軍已至城外，特務(wù)妄圖毀尸滅跡。不到一小時，近三百人倒下。郭德賢抱著小波，從側(cè)墻缺口翻到后山，子彈擦破她右臂，但人終究滾到了灌木叢里。她把女兒往小道推，又追著兒子的哭聲返回，最終只找回小波。那一別，兒子小可再無下落。

講到這里，她忽然停住。王素珍遞過一杯溫水，氣氛僵滯幾秒。隨后郭德賢輕聲說：“革命勝了，孩子們有書讀，好過什么都強。”一句話，讓屋里所有人直起脊梁。

1950年以后，郭德賢被安排在重慶市民政局，從事烈士家屬接待。她性子樸素，辦公室唯一裝飾是一面略顯褪色的紅旗——當(dāng)年牢里那塊布。她每年11月都去歌樂山烈士陵園，帶著小波站在紀(jì)念碑前，默默數(shù)刻在碑上的名字。旁人問她為何不多講講當(dāng)年血雨，“說多了，孩子們睡不著覺。”她總這樣回答。

時間越往前推，人們越能理解那張尋人啟事的分量。沒有王素珍，郭小波很可能被當(dāng)作流民送往孤兒所；沒有那包干糧，五歲的孩子撐不到解放軍進(jìn)城。命運在那條石板路一次次拐彎，最終匯成了山城的煙火氣，也映進(jìn)后來者的課堂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王素珍并未因此覺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1952年，她把攤子挪到朝天門老客運碼頭，賣橘子的聲音依舊清脆。有過路人提起那段事，她只擺擺手：“重慶人，幫個忙理所應(yīng)當(dāng)?！毖哉Z平實，卻讓旁人再無追問。

如今，白公館舊址仍在歌樂山北坡，斑駁圍墻之間，刑訊室的鐵門保持開啟狀態(tài)，角落里那段殘缺的旗桿已封存進(jìn)陳列館。參觀者走過時，很難把眼前寧靜同當(dāng)年硝煙對應(yīng)，可一旦讀到那份編號為“渝特三六七”的囚號登記冊，便會明白薄薄幾頁紙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呼喊與等待。

歷史不是沉重枷鎖，它更像一盞冷靜的燈，照出曾經(jīng)的犧牲，也映出平凡人伸出的那雙手。1949年冬日里，一位普通商販、一名地下黨員和一個無助孩童交織出的命運點滴，說明戰(zhàn)爭終會過去，人性的溫度卻能穿透寒風(fē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