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志愿軍戰士被俘，竟引得蔣軍高官出面撈人，結果如何？

1953年7月，朝鮮半島的悶熱讓人透不過氣。板門店交換戰俘的卡車緩緩啟動，一名消瘦的年輕人跳下車，衣襟破舊卻昂首闊步。他叫林模叢，志愿軍第六十軍第一八〇師士兵。就在兩年前，這個未滿十八歲的四川少年在第五次戰役后期被美軍俘獲。誰也沒想到，林模叢的名字竟然在當時的臺灣“國防部”高層間迅速傳開，“必須把那孩子帶回來”的密令也隨之飛向戰俘營。

事情得從他的父輩說起。1924年，孫中山籌辦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從黃埔挑走一批年輕能寫能算的秘書。林春華——林模叢的父親，正是其中之一。此人擅長速記，三年后便進了蔣介石秘書班底，在南京政府里出入自由。按理說，這樣的出身足可保證家族一路順遂，但時代迅猛翻轉。1937年，抗戰爆發，林春華輾轉西南，1946年病逝成都，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兒女和少得可憐的撫恤金。

12歲的林模叢對那場葬禮記憶模糊，更深刻的卻是校園操場的槍聲。1947年盛夏，國民黨在成都城區大肆抓壯丁，逃兵被當場處決的血腥畫面讓少年徹底對舊政權失望。也正是那時，他把父親曾經的“蔣座上賓”身份埋進了心底。

1949年底，解放軍進入成都。林模叢第一次看見士兵與民工同吃一鍋飯，心里亮起火苗。短暫思索后，他拒絕了父親舊友康澤繼續資助學費的好意，報名參軍。當時他的體重不到五十公斤，卻硬把十二顆手榴彈、步槍子彈和一支軍號全背在肩上，隨部隊行軍一千四百里。同行戰士悄悄說“這娃兒吃得苦，像根牛筋”，風趣中透著敬佩。

1951年春，第五次戰役打響。一八〇師在鐵原地區擔任掩護任務。戰至五月下旬，敵軍三個師撲來，部隊被迫分散突圍。彈盡糧絕之際，林模叢與數百名戰友落入美第七師手中。對一個剛進戰場的少年兵來說，俘虜的恥辱比饑餓更難忍，他在筆記本上用木炭寫道：“被俘，一口血！”

戰俘營與想象中大不相同。每天不足四兩的米團先被“俘虜官”把守，誰要是多伸手就挨棍子。更讓人心寒的是，少數自愿投向臺灣的特務趁機拉人，逼眾人背上刻“反共”漢字。有人稍有抵觸便皮開肉綻。林模叢死咬牙關，寧肯少吃一頓也不肯簽字。

就在這種黑暗日子里，特工突然公布一個奇怪的指標：從兩萬余名戰俘里挑一位十八歲以下少年返回臺灣。口令來自臺北“國防部政治部部長”鄧文儀。老兵們摸不著頭腦，林模叢的心卻狠狠一顫——鄧文儀是父親昔日同僚。母親曾講過，自己滿月時，鄧送來十塊大洋當禮金。

深夜，戰俘營小屋里燈泡昏黃。白佩明——戰俘中被扶持的“隊長”——把林模叢叫到桌前，“你是不是林春華的兒子？承認就能出去，機會難得。”林模叢抬眼盯著他，只說一句：“我是四川人。”白佩明不死心，“別裝，小子，咱們都能好過。”林模叢低頭，沉默良久，搖搖頭。兩句對話，寒風一樣割在人心，房外的犬吠聲更加刺耳。

拒認身份，等于放棄立即脫困的機會，也意味著被打得更狠。第二天，他就倒在泥水里，背上青紫。日復一日，拳腳成了家常便飯。奇怪的是，林模叢反倒漸漸習慣痛楚，他把每一道傷痕當作給自己“補鈣”。“挨過這關，才算不白當兵。”他在心里反復念。

1953年春，朝鮮停戰咨詢消息不斷傳來。戰俘營的鐵絲網外，美軍哨兵的神情也松懈下來。6月，一個雨夜，白佩明被擊斃在廁所，傳聞是因斗毆。再無人提及那份“特別指標”，林模叢終于等到歸國名單。組織上統計身份時，他只留下七個字：四川，自由報到兵。

跨越鴨綠江的那天，志愿軍軍樂隊奏響《凱旋》。林模叢額頭傷痕未褪，卻笑得像個孩子。隨隊采訪的記者問他是否后悔。他搖頭，“國家需要誰，誰就得頂上。”這句話后來被摘進《一八〇師實戰錄》的扉頁。

而在海峽那邊，鄧文儀終究沒有等到“故人之子”。機密檔案顯示，他曾三次催促戰俘營，卻得到同一句回復：目標人員拒絕承認身份。檔案邊角處批了一行字：“此人已被洗腦，棄之。”

林模叢復員后考入西南交通學院，學機械。20世紀末，《文史月刊》記者找到他。他把當年那本被雨水浸透的筆記遞過去，紙面折痕縱橫，唯獨那行“被俘，一口血！”墨跡未褪。采訪結束，他合上本子，說得輕飄，“拳頭打在身上會疼，良心上刻字更疼，我可受不了第二種。”

故事到此似乎沒有傳奇反轉，卻留下一點耐人思量：身份、誘惑、生死、尊嚴，橫亙在一個十八歲少年面前，他選擇了最艱難的那條路。結果如何？回到故土，胸膛里那顆心跳得更硬朗——這便是答案。